1938年7月21日，我们一行九人决定搭乘英轮“琼州”号离沪。我们中有些人是瞒着家人离沪的，所以为了避免家里发觉节外生枝，我们便于开航前在码头附近找了一家旅社歇脚，直到开船前二十分钟才登船。尽管我们谨慎从事，那位女营业员还是被她家人发现，押下船，拉了回去。出师不利，剩下的八人中只剩三个女同胞了。下午一时多，轮船起锚，我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码头。别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别了，我亲爱的妈妈；别了，我所有的亲朋好友。为了不做亡国奴，我将去求索，去奋斗。我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成熟了，虽然那时我还不满18周岁。
在海上航行了三十多个小时，当轮船抵达汕头时，我们这些无忧无虑的年轻人一上岸就立刻奔向饭馆，饱餐了一顿。填饱肚子后，我们在汕头市内逛了逛，那时汕头的规模与小城镇差不多。临上船前，我们买了一元钱的鲜菠萝，十来个菠萝装了小半箩筐，一路上我们吃得津津有味，那是我这辈子吃到过的最好的菠萝，以后我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再也没吃到过那么美味的菠萝了。又经过两天一夜的航行，终于到达香港了。抵港时间是下午五时左右。由于香港当局要进行检疫，不准旅客登岸，我们只好又在船上多过了一夜。香港是个依山靠海的港口，在船上观看，香港的夜景很美，高高低低闪烁的灯火错落有致，宛若银河中闪亮的群星，别有一番景象，只可惜当时香港这颗明珠已成了英国的租借地。第二天早上经过港英检疫人员的检疫，我们才获准登岸。在香港我们游览了太平山山顶公园，当时上下太平山都有缆车，免去了徒步上下山之累。由香港坐渡船到对岸九龙，我们住宿在九龙青年会，该会也有抗日组织。该组织动员我们留下参加抗战工作，我们中有两个同志同意留在青年会。剩下的六名同志乘广九铁路到广州，稍事休息后即去瞻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并摄影留念。在广州耽搁一星期左右，遂由粤汉线乘车北上长沙。在长沙我们游览了市容，去了岳麓山，在湘江划船去了橘子洲头，即毛主席年轻时常去游泳的地方。在长沙时，有位与我们同住一个旅社的桂系军队的师长，极力游说我们加盟他的军队抗日，并答应给我们安排相应的职务，给我们优厚的待遇。但我们一心想去延安，便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此时我们中又有一个人因写毕业论文，去湖南他的故乡考察留了下来，另一人去了后方重庆，同行者只剩下我们三个女同胞和一个男同胞四个人了。我们四个人继续沿粤汉路北上抵达武汉。我们找到了武汉战地服务团，负责人钱俊瑞同志去了大后方。在等他回来的时间里，我们每天和战地服务团的其他同志一起上街讲演，宣传抗日。在武汉期间，有从延安回武汉工作的同志动员我们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我们考虑还是去延安直接加入共产党，因此就没同意。到延安后才知道民先原来是党的外围组织。四五天后钱俊瑞同志回来了，他留我们在战地服务团工作，只有吕金华同意留下来，而我和庄涛、周而复决意去延安。我们三个人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让我们去陕北公学，我们也不同意，一定要去延安抗大。经过面试，办事处的同志同意我和庄涛去抗大，周而复同志去延安文协（文学艺术家协会）。我们三人继续北上到郑州。在郑州我们参观了名胜古迹后又到了洛阳。这时我们的路费已花得所剩无几了，我们只得去灵宝，找周而复的同学筹集路费。在灵宝县，周的同学留我们多住几天并劝我们去潼关登华山一游。经他资助，我们得以继续西行，抵达西安。从武汉到西安，一路上特别是在火车站，曾碰到很多国民党稽查人员，查问我们是否去延安。为了避入耳目，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我们谎说去大后方找工作，总算蒙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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