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论述了刘聪时期汉赵的军力分布：五部匈奴之兵主要在平阳，而征战在外的刘曜的大军中应当有不少非匈奴人。那么，在刘聪死后靳准变乱使得汉赵从并州转向关中之际，并州五部匈奴之众的命运如何，他们中还有多少出现在关中的前赵政权中呢？这需要仔细考察靳准之乱的一段历史。
刘聪死后刘粲即位，“军国之事一决于[靳]准”①。不久，靳准发动政变，杀死刘粲，“自号大将军、汉天王，置百官，遣使称藩于晋”。刘曜闻难，率关中之军赴之，石勒也亲率大军以讨伐靳准为名想趁火打劫。据《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石勒军队攻平阳周边及平阳小城时②，先后有“羌羯降者四万余落”、“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这些都是平阳附近的六夷。而可能主要由并州五部匈奴构成的平阳军队，则一直追随靳氏。最后，靳明“率平阳士女万五千归于曜”，刘曜西归，石勒占领平阳，并州故土不再为汉赵所有。因为在靳明归于刘曜之前，部分官员如呼延晏、范隆、朱纪等已逃奔刘曜，又有一些汉族官员“招集晋人保于东宫”被靳康“攻灭”，所以剩下的跟随靳明归于刘曜的“平阳士女”中应当有很多五部士兵。那么，是否有可能还有五部士兵进入关中而未被史料记载？前文已经说过，刘聪“大定百官”时平阳的军队大概有三四万人，刘粲杀刘义时曾“坑士众万五千余人”③，靳准叛乱后平阳的军队曾与石勒交战一次，大败，《晋书》卷-O四《石勒载记上》谓“枕尸二里”，可见也损失了很多士兵，而且从刘聪到刘粲的这数年中还有其他战争损耗。这样算来，在靳明率归刘曜的平阳士女以外，可能不存在大批本驻于平阳内外的士兵了。也就是说，关中的前赵政权中，并没有加入很多来自平阳的五部匈奴军队。
五部匈奴之众本来集中于平阳，靳准之乱后，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得以进入关中，因此，关中的前赵军队中并州五部匈奴之众的数量一定不多，而且无疑会越来越少，这是关中前赵政权面临的重要形势变化。以理揣之，关中前赵政权的核心群体当是刘曜旧部，可是如前文所述，刘曜改变了对先祖的认定，专祭祀代表匈奴历史的冒顿和刘渊，说明转入关中的政权并没有改变五部匈奴的核心地位，而且他利用尊奉冒顿和刘渊的方式强化五部匈奴的凝聚力，也说明五部为匈奴后代的观念是有深厚基础的。与此同时，从汉到前赵，统治最高层也未见动荡。刘聪病危时，“征刘曜为丞相、录尚书，辅政，固辞乃止。仍以刘景为太宰，刘骥为大司马，刘顗为太师，朱纪为太傅，呼延晏为太保，并录尚书事；范隆守尚书令、仪同三司，靳准为大司空、领司隶校尉，皆迭决尚书奏事”①。这些是当时汉赵政权中最高层的人物。刘景、刘骥、刘顗后因靳准诬言被刘粲所杀；刘曜于乱中即位后，“以朱纪领司徒，呼延晏领司空，范隆以下悉复本位”②，在刘曜当政期间，依然可以看到关于范隆、呼延晏活动的记载③。朱纪、范隆是刘渊的同门，呼延晏应出自刘聪妻呼延氏一门，从并州到关中，他们都是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这种情况，也证明了进入关中、改换国号后的政权并不打算大张旗鼓地改变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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