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多·加莱亚诺（1940-2015），乌拉圭文学大师。生于蒙得维的亚，14岁时发表政治漫画，20岁起先后担任过记者、编辑、主编，23岁来到中国采访末代皇帝溥仪。曾被军政府逮捕入狱，后长期流亡。1985年才回到祖国。因其犀利透彻、充满良知的写作，被誉为“拉丁美洲的声音”。2009年美洲峰会上，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将加莱亚诺代表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送给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引发世界媒体关注。2015年4月13日，加莱亚诺因病去世，乌拉圭举国哀悼。他的作品《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足球往事：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美丽》等，在中国读者当中曾产生过广泛影响。

　　十年前，我参加了这部作品的总彩排
　　1.
　　今晚，有多少人会从家里被抓出来，拖进荒地，背后布满弹孔？有多少人会被切断手足，炸飞，焚烧？
　　恐怖从阴影里走出来，出手，又回到黑暗中。女人红肿的眼睛，空荡的椅子，碎成片的木门，某个再不会回来的人：危地马拉一九六七，阿根廷一九七七。
　　那是官方口中“和平一年”的危地马拉。但是，没人在瓜兰地区捕鱼，因为渔网捞到的都是人的尸体。直到今天，潮水还会把人的肢体送上拉普拉塔河岸。十年前，尸体从莫塔瓜河里浮出来，破晓时分在山谷或路边被发现：这些面目全非的脸再不会被认出来。先是威胁，然后是绑架，行凶，酷刑，暗杀。宣扬与“光荣的危地马拉军队”一起作战的NOA（新反共组织）拔掉敌人的舌头，切断左手。而围着政治打转的MANO（民族主义反共运动组织）在必死之人的门上标记黑十字。
　　现在，在阿根廷科尔多瓦的圣罗克湖底出现了被绑上石头沉湖的尸体，而危地马拉农民在帕卡亚火山周围发现了一块秘密墓地，里面堆满腐烂的尸体和白骨。
　　2.
　　刑讯室里，施刑人在他们的受害人面前午餐。孩子被逼问父母的行踪；父母被吊起来用刺棒拷问孩子在哪儿。每日新闻：“一群平民打扮的人，脸用黑头套遮住……他们开着四辆福特猎鹰来了……所有人都全副武装，手枪，冲锋枪，伊萨卡霰弹枪……第一批警力在屠杀一小时后到达。”犯人们从监狱里被拖出去冲锋陷阵，在冲突中死于“试图越狱”，而军方无一伤亡。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黑色幽默：“我们阿根廷人，分成这几种：恐慌的，下狱的，埋葬的，流放的。”死刑是在1976年年中进入刑法的；不过在这个国家，每天都无审判无定罪地杀人。大多数都是没有尸体的死亡。智利独裁也毫不迟疑地模仿了这套杰出手法。一次公开枪决就可能引发国际丑闻：倒不如享受成千上万起失踪案的无罪推定。就像在危地马拉，亲人朋友踏上危险而无用的云游之旅，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从一间牢房到另一间牢房，与此同时，尸体在野山或垃圾堆里腐烂。被失踪的技巧：没有抗议的犯人也没有守夜的殉道者。土地带走人民，政府洗洗手，表示与此无关：没有罪行可以告发，也没有必要给出任何解释：每个死人都死很多次，最后只在你的灵魂里留下一团惊恐而不确定的迷雾。
　　3.
　　但是危地马拉是拉丁美洲第一个大规模应用肮脏战争的试验场。由美国训练、指导并武装的人员推进灭绝计划。1967年是一个漫长得没有尽头的圣巴托罗缪之夜。
　　暴力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在危地马拉开始，1954年6月的一个傍晚，卡斯蒂略·阿马斯的P-47型飞机遮天蔽日。随后，土地被交还给联合果品公司并通过了一部译成英文的新石油法案。
　　三A联盟（阿根廷反共联盟）1973年10月首次公开亮相。如果说危地马拉爆发肮脏战争是为了铁血镇压土地改革，而紧随其后的力度翻倍是为了抹去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的记忆，那么在阿根廷，恐怖的开始是胡安·多明戈·庇隆回到权力高位，辜负了此前漫长流亡中他从荒野上唤醒的民众的希望。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黑色幽默说：“权力就像一把小提琴。左边握住就要用右边弹。”随后，1976年夏末，军人重新掌权玫瑰宫。那时候工资只值一半的钱了。失业率成倍增加。罢工被禁。大学退回中世纪。跨国大企业重新控制燃料经销、银行储蓄和肉类谷物贸易。新的诉讼法允许将企业与国家之间的讼案移交他国法庭。外国投资法案被废：现在他们可以随便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
　　阿兹特克祭典就这样在阿根廷上演。这么多鲜血献给了哪个瞎眼的神？不付出日均五个尸体的代价，哪能把这套体系用在拉丁美洲组织最完善的工人运动上？
　　神学入门
　　1.
　　七年前，我穿过拉拉瓜结冰的小广场，步伐缓慢，双手缩进黑色高领皮夹克里。
　　“神父！亲爱的神父！”
　　一个男人突然冲出来，一路小跑，面色阴沉。他抓紧我的胳膊。借着仅有的路灯病弱的光线，谁都能读出那张瘦骨嶙峋的脸上写满期待。他戴着矿工帽，穿着矿工外套；声音听起来像是被咳出的：
　　“神父，你必须跟我来，我求你了。”
　　我说我不是神职人员。我解释了好几次。没有用。
　　“您得来，亲爱的神父，您得跟我来。”
　　我强烈希望自己能变成神父，哪怕几分钟也好。这个矿工的儿子正在死去。
　　“神父，他是我最小的儿子。您得来，给他抹抹圣油。就现在，神父，我们走吧。”
　　他的手指钉进我的胳膊里。
　　2.
　　玻利维亚的矿井很少有孩子。根本没老人。
　　矿井里的男人注定要死于三十五岁之前，硅石粉尘把他们的肺泡磨成纸板。
　　平常的神管不到他们。
　　早先路西法亲自开启矿业狂欢。他骑着白马从奥鲁罗主街进来。今天，魔鬼节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
　　但是，在矿井里，魔鬼不仅统治2月。矿工们叫他大叔，把他供奉在每个矿洞唯一的宝座上。大叔是矿井真正的主人：他决定赐予或拒绝锡矿脉，他想让谁迷路那个人就会在迷宫里误入歧途，他也会把隐藏的矿层指给自己偏爱的孩子，他能让矿洞免于塌方，也能引发塌方。在矿洞里说出耶稣基督的名字是致命的，圣母倒是可以无风险地提起。有时候，大叔会和承包商或承租人达成协议：卖给他们财富而收取灵魂。正是他冲着农民眨了眨眼睛，他们就放下耕种永远深埋洞穴。
　　矿工会围着伟岸的大叔陶像喝酒聊天。这就是恰拉会。他们给他点蜡烛，倒过来烧，还敬奉香烟、啤酒和玉米酒。大叔抽完香烟，喝空杯子。矿工在他脚下洒几滴烧酒，算是祭献一点酒给土地女神。
　　矿工恳求魔鬼让矿井繁荣。
　　“大叔，帮帮我们。别让我们死。”
　　这种恰拉会就像一所政治大学。独裁者禁止它的存在。但在矿洞许多秘密拐角处，男人聚集在大叔周围，谈论自己的问题以及改变事情的方式。他们感觉自己是被保护的，这给他们鼓舞与勇气。他们没有跪倒在魔鬼面前。离开时，他们把彩色蛇纹饰带绕在他脖子上。
　　3.
　　女人不能下矿井。古老神话说这会带来厄运。
　　这则古老神话，让她们得以逃脱矿井为男工人准备的早亡。
　　但我更偏爱人类的光芒
　　1.
　　“叛徒。”我对他说。我把一张古巴日报的剪报拿给他看：上面他是投手正在打棒球。我记得他笑了，我们也笑了；我忘了他有没有回答我点什么。谈话像乒乓球一样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
　　“我不想每个古巴人都渴望成为洛克菲勒。”他对我说。
　　如果社会主义能净化人，能让他们超越自私自利，能把人类从竞争与贪婪中拯救出来，社会主义就是有意义的。
　　他告诉我，他还是中央银行主席的时候，曾用在钞票上签“切”来自嘲，他说金钱——该死的崇拜物——就应该是丑陋的。
　　和所有人一样，切·格瓦拉被他的眼睛出卖了。我记得他干净的目光，像是初生的晨光：那是有信仰的人才有的眼神。
　　2.
　　聊天的时候，不会忘记这个男人刚刚结束在拉丁美洲的巡礼，抵达古巴。玻利维亚革命的旋风，危地马拉革命的痛苦，他都在场，并且不是作为游客。为了谋生，他曾经在中美洲运过香蕉，在墨西哥的广场拍过照，然后他又把谋来的生命全盘赌上，开始了格兰玛号冒险。
　　他不是个坐办公室的人，早晚要爆发。那种笼中猛狮的张力我在1964年采访他时就已经很容易地感知到了。
　　这个案例不同寻常，他抛下自己一手创立的革命和一小群疯子，重新开始另一次革命。他不是为胜利的荣光而活，而是为了战斗，为了人类尊严所永远必需的战斗。在我第一次到访古巴的时候，陪同的司机坎德拉一直叫他骑士。他只把这个至高的古巴式赞誉给过三个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和莎士比亚。
　　3.
　　三年后，我定定地看着各大日报的头版。无线电传真来的照片从多个角度展示一具静止的尸体。巴里恩托斯将军的独裁政权向全世界展览自己的伟大战利品。
　　我长久地看着他的微笑，讽刺又温柔，脑海里浮现出1964年那次对话里的句子，关于世界的定义（“有理的是一些人，有东西的是另一些人”），关于革命（“古巴永远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展示柜，而是鲜活的例子”），还有关于他自己（“我犯过很多错，但是我认为……”）。
　　我想到：“他失败了。他死了。”我想到：“他将永远不败。他再不会死了。”双眼定在他那张拉普拉塔河畔救世主的脸上，我突然很想祝福他。
　　我人生最艰难的任务
　　1.
　　当时我想：
　　“您比我强。我知道您能扛住。您是个硬汉。我必须得这么做，我请求您帮助我。”
　　那个男人在山里扛下两场战争。他被担架抬下来的时候，昏迷不醒，身上唯一有重量的就是那双沾满泥土、散了架的靴子。他被吊在天花板上酷刑拷打；因为知道他生病尿血，他们专踢他的腰部。他没有开口。过了一段时间，等他能起身了，他被关进叛徒牢房打爆头。
　　“请帮助我。”我想，“请帮助我失败。”
　　他十四岁就参加革命。从此只为革命和一个女人而活。现在我得去打破他一半的信仰。
　　“该死的任务。”我想。
　　牢房里，他正在做皮钱包。他用赚的钱让人给她买尼龙长筒袜和皮鞋。他有一个三十公斤的大衣箱，里面装满了打算回去时带给她的新衣服，因为她会在火车站等他。
　　但是这个女人和另一个男人同居了。
　　党组织决定告诉他她已经提出离婚。他们希望抢在敌人前面第一个告诉他这个消息。敌人可能用这个情况削弱他的意志，让他感觉自己孤立无援。
　　我找了个借口走进牢房，我的任务是告诉他这个消息。
　　2.
　　“所以她和别人住在一起了。”他回答我。
　　“不，不是这样。”我对他说，“但是她想……万一发生什么……她想是自由身。她有这个权利。已经过了很久，不知道还要多少年才能……她有这个权利。您不觉得她有这个权利吗？她没有玩儿阴的。”
　　“所以她和别人住在一起了。”他又说了一遍。
　　他是个寡言的男人。
　　“要是她没有跟别人住在一起，为什么想离婚？那个家伙，什么样？她还没给他生个孩子？”
　　3.
　　过了一阵子他交给我一封信，卷成香烟状，让我想办法给到他母亲手上。
　　我对信件总是不很保密。信里这样写道：
　　“妈妈：
　　“你被那个流浪女骗了真是太傻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她最后会闹出这样的事。告诉她我不希望她回头又哭着来找我。
　　“我想让你把我的东西收好，什么都别落下。把奖牌、衣服、鞋子都带来。我收到了孩子们的照片。孩子们你也把他们带来。现在她已经没有任何权利了，最好也不要拒绝任何事。
　　“让内格罗去圣丽塔，在中央公路对着医院的地方，那儿的车站旁边就是阿马利娅家，如果找不到可以问中国人。她黑色头发，戴着瓷釉花手镯，是我做给她的礼物。跟她说准备好我很久之后回去。
　　“也告诉克拉拉，埃内斯托的表妹，让她等我。她住在恩拉马达墓园后面，长着一棵高大洋槐的地方。
　　“向大家问好！祈福。”
　　这件事发生在一些年前，我不能讲出发生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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