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湾：丰子恺家居生活中的旅行
到达石门湾是在冷清的初冬下午。市面奇异地冷清，宛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格的街上空荡荡的，少有行人和车辆。在“丁”字形街口，一个老人枯坐在他临时搭架起的炒货摊后。货摊上，并排而放的灰白大塑料口袋里，盛满着葵瓜子、西瓜子、南瓜子、散装饼干和油氽花生米等。看来已经长久没人光顾他的生意，老人似乎正打着瞌睡。
在灰旧褐红的街道上行进不久，莫名就感觉到丰子恺（1898～1975）的气息在进入我的感官。路面挖开、烂泥堆垒的镇街一侧，我们经过“桐乡县石门中学”时问路人：“丰子恺的缘缘堂怎么走？”“不远，很好找的！”指点清楚后，他热心地补充道。
从地图上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京杭运河从东北方向流至石门时，拐了一个大弯，折而向南，故此，地处江南腹地的石门，称石门湾，也是古之所谓“吴越分疆”之地。
故乡在石门湾的丰子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心仪的一位作家、江南名士。他享受于世俗又超拔于世俗，潇洒风神与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共存，是法名为婴行的居士，得魏晋之真气——？我认为——？丰子恺是明清士人“公安三袁”等（明代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湖北公安人，分别著有《白苏斋集》《袁中郎全集》《珂雪斋集》；叶绍袁，江苏吴江人，明亡后隐遁为僧，著有《叶天寥四种》《秦斋怨》；袁枚，清代浙江杭州人，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子不语》）在二十世纪的一个余绪。他整个的创作生涯，展示了文学朴素的初始意义：叙述自己的生活，物质的和精神的个人生活。
在寻往缘缘堂的路上，还经过街边的一个敬老院。门厅里两张靠两侧墙壁安放的长拉凳上，闲坐着五六位老人。数十年的时光风霜，使此刻的这些子恺故乡人显得格外沉敛。他们都很和蔼，几位老太看起来特别洁净，老汉都戴了冬帽。一个双手笼了袖的老汉，看见生人仍很安静；另一位穿褐黄棉袄、戴军棉帽的则笑眯眯地问我从哪里来。我给他们拍照，他们并不躲避，微微笑着，看我的镜头。
“陈生记酱油店”在拐向缘缘堂的一条僻街口头，这是一间幽暗旧店。店堂里堆满了蒙尘的酒坛酱坛。门口光亮处的曲尺柜台旁，一个顾客正拎了空瓶来零拷酱油。店主帮他拷好后，他们并没有就此分手，而是相互不紧不慢地点了一支烟，闲闲地说起话来。我从店堂里穿过，店内空气中弥散的酱油和黄酒的陈旧味道，让我想到童年故乡的老街。酱油店的僻街上，还有：闭门的米店、一位推了自行车的孩子进了家门、一所黑瓦小屋的窗口在飘出淡青的炊烟、一只黑猫在一张空空的竹椅旁踯躅……
很快，就走上了一座很大的桥。这，就是丰子恺笔下常提到的“木场桥”。“……我家染坊店旁的木场桥……原来是石桥。我生长在桥边，每块石头的形状和色彩我都熟悉。但如今已变成平平的木桥，上有木栏，好像公路上的小桥。”（《胜利还乡记》，写于1947年）只是，现在桥又变成了崭新的水泥大桥，由子恺先生的女儿丰一吟题写了桥名。桥下，就是著名的后河，它是运河的支河。在桥堍河边，有一座素墙黛瓦、绿树秀美的院落十分醒目，不用问，它应该就是缘缘堂了。
缘缘堂之于丰子恺，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意义。这幢“费了六千金的建筑费”的住宅，全是丰子恺用开明书店所赠的一支红色派克自来水笔写出来的？（如同郁达夫的“风雨茅庐”）。“缘缘堂构造用中国式，取其坚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风，取其单纯明快。”整幢建筑“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所以，新堂落成之后，丰子恺视为至宝，“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调，我决不同意。”
于“民国二十二年春日落成”的缘缘堂（即1933年，此时丰子恺已经出版了20多本书，有了一笔积蓄），“至二十六年残冬被毁”，丰子恺全家“在缘缘堂的怀抱里的日子约有五年”。缘缘堂并不奢华，它的大体格局是：“正南向的三间，中央铺大方砖，正中悬挂马一浮先生写的堂额……西室是我的书斋……东室为食堂……堂前大天井中种着芭蕉、樱桃和蔷薇……后堂三间小屋，窗子临着院落，院内有葡萄棚、秋千架……楼上设走廊，廊内六扇门，通入六个独立的房间，便是我们的寝室。秋千院落的后面，是平屋、阁楼、厨房和工人的房间——？所谓缘缘堂者，如此而已矣。”
缘缘堂见证着世事沧桑。1937年11月6日，丰子恺家乡石门湾遭日寇飞机轰炸，全镇顿成死市。缘缘堂后门外不远处也落下炸弹数枚。丰子恺全家于当天“傍晚的细雨中匆匆辞别缘缘堂”，避难到距石门湾三四里外的村子南沈浜——？丰之妹妹家在此村。没想到11月21日他们就永别缘缘堂，浮家泛宅，逃离火线，“经杭州、桐庐、兰溪、衢州、常山、上饶、南昌、新喻、萍乡、湘潭、长沙、汉口，以至桂林”，开始了八年离乱的逃难生活。在6日到21日之间，丰子恺曾回缘缘堂取过一次书，永诀缘缘堂的情形在他的笔下记叙得相当动人：“黑夜，像做贼一样，架梯子爬进墙去……室中一切如旧，环境同死一样静……捡好书已是夜深，我们三人出门巡行石门湾全市，好似有意向它告别。全市黑暗、寂静，不见人影，但闻处处有狗作不平之鸣……忽然一家店楼上发出一阵肺病者的咳嗽声，全市为之反响，凄惨逼人。我悄然而悲，肃然而恐，返家就寝。破晓起身，步行返乡。出门时我回首一望，看见百多块窗玻璃在黎明中发出幽光。这是我与缘缘堂最后的一面。”（《辞缘缘堂》，写于1939年）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丰子恺一家才于1946年返回江南，暂住上海朋友家中。歇息几日后，丰子恺便迫不及待地去石门湾故居看个究竟。现实宛如重现了《诗经》中的《黍离》或《东山》篇章。凭着荒草地上的一排墙脚石，丰子恺约略认定了书斋的地址，“一株野生树木，立在我的书桌的地方，比我的身体高到一倍，许多荆棘，生在书斋的窗的地方”；至于灶间，“但见一片荒地，草长过膝”。那一晚，“我们到一个同族人家去投宿，他们买了无量的酒来慰劳我，我痛饮数十盅，酣然入睡，梦也不做一个。次日就离开这销魂的地方，到杭州去觅我的新巢了”。（《胜利还乡记》，写于1947年）
眼前的院落，果然就是缘缘堂的所在地。
堂门已关，人需从边侧的小卖部进去。两个年轻姑娘在卖门票兼物品。小卖部里有众多版本不一的丰子恺的作品集出售。
现在的缘缘堂，是在1985年，即丰子恺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由曾任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的广洽法师资助，经由地方政府共同努力重建完工的。除了在原地照原样重建了缘缘堂之外，还在它旁边盖了一个丰子恺纪念馆。
院内立有子恺先生的塑像，四周环绕十分整洁雅致的花圃、花坛。院落的围墙内侧，像木场桥的护栏板上一样，镶刻着一幅幅丰子恺的漫画，十分引人注目。缘缘堂的主体，其实只是一幢两层楼三开间的砖木结构房子。当年缘缘堂被炸后，丰子恺的一个亲戚从废墟堆里捡出一扇烧得焦黑的大门，居然把它保存了约半个世纪之久，在缘缘堂重建时仍然把它安装在原处。楼下正厅里还有缘缘堂原来的石础，现放在玻璃罩内供人参观。
缘缘堂期间，可以说是丰子恺一生中最为幸福、适意的时光。
虽然丰子恺天性具有超拔于俗世之上的悲悯与参悟（参见他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著名散文《大账簿》），但他同时又是世俗生活的善于享用者，他有着极其精致、闲适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
这方面或许是深受了他父亲的影响。丰子恺四岁时他父亲即考中举人，不幸同年丰之祖母病逝，其父就在家“丁艰”，而“丁艰”后科举就废。在丰子恺九岁时，其时四十二岁的丰父患肺病而殁。丰子恺父亲惯常的晚酌很能见出他民间隐士般的生活一斑：“大家吃过夜晚，父亲才从地板间里的鸦片榻上起身，走到厅上来晚酌。桌上照例是一壶酒，一盖碗热豆腐干，一盆麻酱油和一只老猫。父亲一边看书，一边用豆腐干下酒，时时摘下一粒豆腐干来喂老猫。”（《辞缘缘堂》，写于1939年）另外，“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忆儿时》，写于1927年）。
石门湾地处嘉兴和杭州之间，前往两地都十分方便。缘缘堂落成后一年，丰子恺又在杭州租下别寓，并且请了两名工人留守，以代替游杭时的旅馆。这仿佛是缘缘堂的支部，旁人则戏称它为丰子恺的“行宫”。从此，丰子恺春秋居杭，冬夏居缘缘堂，开始了他家居生活中一段典型的江南名士式旅行。
“从我乡石门湾到杭州，只要坐一小时轮船，乘一小时火车，就可到达。但我常常坐客船，走运河，在塘栖过夜，走它两三天。”
丰子恺所坐的客船是这样的：“客船最讲究，船内装备极好。分为船梢、船舱、船头三部分，都有板壁隔开。船梢是摇船人工作之所，烧饭也在这里。船舱是客人坐的，船头上安置什物。舱内设一榻，一小桌，两旁开玻璃窗，窗下都有坐板。那张小桌平时摆在船舱角里，三只短脚搁在坐板上，一只长脚落地。倘有四人共饮，三只短脚可接长来，四脚落地，放在船舱中央。此桌约有二尺见方，叉麻雀也可以。舱内隔壁上都嵌着书画镜框，竟像一间小小的客堂。”
吃过早饭，丰子恺从家中从容上船。凭窗闲眺两岸景色，自得其乐。中午，船家送来酒饭；傍晚到达塘栖，丰子恺就上岸吃酒去了。塘栖是水乡古镇，临河街道都建有廊棚，俗语叫“塘栖镇上落雨，淋勿着”。
丰子恺喜好的塘栖酒店也颇有特色：“且说塘栖的酒店，有一特色，即酒菜种类多而分量少。几十只小盆子罗列着，有荤有素，有干有湿，有甜有咸，随顾客选择。真正吃酒的人，才能赏识这种酒家。若是壮士、莽汉，像樊哙、鲁智深之流，不宜上这种酒家……必须是所谓酒徒，才可请进来。酒徒吃酒，不在菜多，但求味美。呷一口花雕，嚼一片嫩笋，其味无穷……我吃过一斤花雕，要酒家做碗素面，便醉饱了。算还了酒钞，便走出门，到淋勿着的塘栖街上去散步。塘栖枇杷是有名的，我买些白沙枇杷，回到船里，分些给船娘，然后自吃。”
继续开船。在船行中触目皆是诗趣：“使你想起古人的佳句‘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闲梦江南梅熟时，夜船吹笛雨潇潇。’”（《塘栖》，写于1972年）总是在这样一种诗酒醺然中，丰子恺完成他自石门至杭州的客船旅行。
在丰子恺纪念馆内，我见到众多丰先生生前用过的实物。约略计有：望远镜（十分小巧）、很大的皮包（广洽法师所赠）、白衬衫、呢衣（领口已磨损不洁）、板刷、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毕业证书（22岁毕业，有经亨颐校长的硕大方章）、鹅毛扇、司的克（拐杖）、罐头式的铁质茶叶筒（略已生锈）……
纪念馆内，还有两样物件印象很深。
一件是丰子恺老师弘一的一张布质坐垫，后被广洽法师改为拎袋随身携带。纪念馆落成时，由丰一吟赠送于此。
还有一件是丰先生的一张独特照片：晚年长髯的丰子恺戴着眼镜，正在凝神看书。一只温驯、安详的小猫，歇在他的头顶，似乎也沉浸在主人所读之书的氛围之中……照片的基调为纯黑，只有书、脸、胡须和头顶小猫是（灰）白色的。强烈低调的照片，却奇异地拥有着一种出世的安宁。
从缘缘堂小卖部出来，在故居周围闲走。时值初冬，后河岸边的泡桐树差不多落光了叶子，系于两棵树身之间的一根绳子上，晾挂了稀疏的几件花绿衣服。一丛丛的冬青则幽绿得近乎发黑。河对岸两层楼的民居被夕阳披上一薄层金色，一只有蓝布雨篷的水泥船歇在河边的砖砌垃圾箱旁。
趴在木场桥的扶栏上，朝下俯看。后河浑浊的绿水流淌很急，泛滥成灾、根部发黑的水葫芦，在河道随着急水疾速而过，没有间断。有妇女正在河边汰衣。
“在这种河里汰衣，近似于我们在此时代还在写诗。”一旁的P君触景感慨。
后来，在木场桥边的河埠上，我遇到一位来此洗塑料盖子的老人。聊起来，才意外惊喜地发觉，老人竟然是丰家的亲戚！老人姓钟，今年77岁，家就住在缘缘堂附近。“20岁不到时我到杭州游玩，住在丰子恺家两天。”老人竖起两根指头，“他家吹拉弹唱，热闹得很！”据老人讲，他亲见了缘缘堂的被毁……
离开石门湾前，我特地去看了在此转了一个大弯的那条中国历史上的著名运河。运河距缘缘堂非常之近，水面十分开阔，同样浮满发黑水葫芦的河边，泊满了数不清的大船。河道中央，舟船熙来攘往，江南千年繁盛的经济依然不衰。运河岸畔，歇停了众多卖熟食的玻璃推车，内里有金黄的整鸡、赤酱的大肠以及堆成尖顶的各式各样的臭豆腐——？所有这些，都在提醒：时辰又已到了该吃晚饭的黄昏。
石门的薄暮里，我的脑中一直回旋着丰子恺喜欢的两句话。一句是他自己的“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一句是古人的“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丰子恺注解：益就是利）。细品二句深义，真正属于丰子恺的某些风神，或可于此中一睹。
（石门湾，浙江省桐乡市所辖）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