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在开埠以后，内外贸易迅速发展，金融需求大增。民国建立之后，天津银号、本国银行、外商银行鼎足三分，成为天津金融市场的重要力量。金融行业需要公会组织，以之制定行业规则，维护行业利益。清末和北洋时期，天津商会、钱商公会和银行公会先后在津成立。在应对历次金融风潮时，三个公会组织都曾发挥重要作用。
近代天津的货币，可分金属货币和纸币两类。当时民间银号、官办银行、外商银行都能发行纸币，同时流通天津市面。清末天津发生多次金融风潮。这些风潮因货币危机而起者，主要就是贴水风潮、铜元危机和银色风潮。贴水风潮由民间滥发纸币而起。铜元危机由政府滥发金属货币而起。银色风潮由民间镕铸低潮宝银而起。贴水风潮与银色风潮缘于民间贪图铸币利益；铜元危机则因政府贪图铸币利益。为了应对三次风潮，天津官府、商会、钱商公会与银号等相互合作，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有对有错，效果不一。
北洋时期，天津金融依然风潮迭起。当时风潮因货币危机而起者，主要就是中交挤兑风潮、直隶省行挤兑风潮以及铜元和铜元票危机。中交挤兑风潮由北洋政府不断借款、两行滥发纸币而起。直隶省行挤兑风潮由直隶官方不断借款、直隶省行滥发纸币而起。铜元和铜元票危机由政府滥发铜元和铜元票而起。为了应对风潮，天津官方、商会、钱商公会与银行公会等同样做了很多工作。但与清末不同，北洋时期，政府对于货币的主导权，日益增强。民间发行货币不断受到挤压。这个时期的历次风潮，全都缘于政府贪图铸币利益。由于民间难以制约政府，北洋时期天津应对风潮的很多工作，效果不佳。
统观清末和北洋时期天津的六次金融风潮，两次直接责任在于民间，四次直接责任在于政府。发行货币可以获得铸币收益。无论民间发行还是政府发行，如无有效机制制约，都易导致滥发，酿成危机。哈耶克认为民间发行货币，可以建立有效机制，防止货币滥发。这种机制就是货币竞争。在竞争环境下，货币之间没有固定比价，劣币不能驱逐良币，反被良币驱逐。如若政府强定货币比价，货币无法自由竞争；“格雷欣法则”就会发生作用。近代天津的货币危机，与哈耶克所论者存在某些相通之处。其间既有劣币驱逐良币，又有良币驱逐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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