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方法论。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995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2003年晋职为教授。2007—2011年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总编辑，负责《复印报刊资料》的编辑出版工作。2017年转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曾先后在曼切斯特大学、牛津大学、京都大学、马斯特里赫特联合国大学技术创新研究所（UNU-MERIT）任访问学者。现任全国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总干事、《政治经济学报》主编，以及国际知名出版物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的编委。

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以及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2016）、《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2001）等著作，并有译著《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曼德尔著、与李民骐合译，2000）、《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鲍尔斯等著，与赵准、徐华合译，2010）。2007年作为丛书主编组织翻译了“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龚刚，经济学院院长、金融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包括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学，非均衡经济学理论，宏观计量模型，随机动态优化，非线性动态系统，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可计算方法等。美国新学院大学（New School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曾先后在上海海事大学、南非国家经济政策研究所、美国New School University、New York University、德国Bielefeld大学实证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荷兰Leiden University、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工作。2014年转任经济学院院长、金融研究院院长。现任国际学术杂志Metroeconomica（SSCI indexed，由Blackwell Press出版）的顾问委员会（advisory board）委员和《政治经济学报》联合主编。

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当代中国经济》（2017）、《人民币突围——走向强势货币》（2013）、Contemporary Chinese Economy(2012)（该著是中国头一部以版权输出的形式走向世界的经济学学术著作，被选入2010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际经典出版工程”）、Stochastic Dynamic Macroeconomics: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 e(2006)、The Forces of Economic Growth: A Time Series Perspectives (2005)

《政治经济学报》创办于2013年，旨在推进国内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并鼓励以多学科视角进行经济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国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学派化、数理化、跨学科的多样态势，研究水平和研究实力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升。全卷旨在系统地展示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优秀研究成活，是了解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初三十年，国民收入中积累基金比例从50年代初的大约20%，快速提高，经过多次大幅震荡，到70年代末提高到大约30%的高比例。根据1992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一五”（1953－1957）的平均积累率是24.2%，其中积累率最低的一年为22.9%；到1977－1978年，年均积累率达到34.6%，提高了整整十个百分点。

但这个官方数字受到学者质疑，多数认为对积累率的估计过高 。麦迪森等人以军事投资和设备维修费用不应当计入投资为由将官方固定资本投资数据下调10%，进而重新估计了1952到2003年“非住宅投资”和“存货增加”，按照麦迪森的数据计算，1952和1953年中国大陆投资（“非住宅投资”加“存货增加”）占GDP的比重大约为19%，而到1978和1979年，相应数字提高到29%。二者相差也是十个百分点 。笔者以为这个数字应该比官方数字更接近事实。

全社会积累率从不到20%提高到30%，这是一个很大的幅度，需要国民经济在全新的结构上建立新的平衡。这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无疑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没有坚持不懈的持续努力和产业间长时间磨合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实践中积累率在1958到1959年间就曾快速提升到30%以上（官方数字最高达到43%），但1961年以后快速下跌，1962年的积累率甚至低到10% 。这一次积累率过山车般的大震荡给国家与民族深刻的教训：积累率的提高是国民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型，必须按照社会再生产规律，在保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前提下逐年微调，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小步逼近调整目标，一步到位式的调整无异于拔苗助长，打乱宏观平衡，反而会延迟目标的实现。我国工业化起步阶段提高积累率的目标，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震荡，一直到70年代才逐步趋于稳定。1970－1976年，年平均积累率在28%上下波动（官方数字是32.6%，而且最高年份与最低年份差距仅为3.2个百分点 ）。历史事实证明，国民经济这一基本结构调整的确非同小可，没有艰巨的努力和充分的耐心是不可能达成的。

更大的困难还在协调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与长期利益。我们是在极其贫困的状态下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工业化起步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人民币119元（1952年）。扣除20%的积累基金，再扣除35%的非生产劳动部门耗费和公共消费（政府消费），居民人均消费仅60元，一个月不到5元。到197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人民币379元，扣除30%的积累基金和35%的非生产劳动部门耗费加政府消费，居民人均消费接近152元，月消费不到13元。但这都是按照当年价计算的。实际的消费水平如何呢？一个数字也许可以说明问题：1978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3.6平方米 。平均而言，一个三口之家的居住面积是10.8平方米。请注意，这不是指困难户，更不是特困户。80年代初的城市调查表明，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一家三代人挤在一个十平方米的“亭子间”绝非个案。另外一个令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事实是，由于消费资料短缺，城市居民的大部分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限量供应。城市生活尚且如此，农村生活的艰难就更不用说了。按照麦迪森的估计，5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人均GDP在世界最贫穷的亚洲大陆56个国家（地区）中排最末几位，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三十年之后的1978年，人均GDP比1952年增加了82%，仍然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在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要求尚未解决自身温饱的几亿普通老百姓在数十年时间里节衣缩食支持国家建设，将国民收入的积累比例从不足世界平均数的20%，提高到几乎是全世界最高限度的30%，会面临何等艰难的社会动员，需求执政者具备怎样巨大的政治能量和政治勇气 ！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回头看，有哪些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

目 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专辑

荣兆梓：积累率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中国故事——献给新中国第一代建设者们

庞明川：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转型与理论贡献

高帆：四重约束下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

刘文革：对外开放与我国经济增长：理论与证据

笔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吕  炜：变革的逻辑：基于财政视角的探索与思考

任保平：改革开放40年中国高速增长的特殊性及其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汪立鑫：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已进入共生发展关系

劳动价值论研究

李 翀：关于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关系争论的评析

莫斯里：货币与总体性：一个对马克思《资本论》逻辑的宏观-货币解释以及“转形问题”的终结

陈伟凯：“双通道”价格模型下生产价格向价值的回归——兼论冯金华悖论及其解决

金融化研究

茨 旺：理解金融化

法因：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金融化

学术综述

吴丰华、郝嘉鹏：加强国有资本管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多维思考

——“新时代深化国资国有企业改革研讨会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2018蓝皮书》首发式”会议综述

学术书评

邱海平：对新自由主义的深层反思—《经济政策的全球性宣言》推荐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