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论：陈独秀与近代中国》：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根本不了解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动向和民族矛盾上升的特点，他们患有一种顽症，即“唯我独革”。在党内搞宗派主义、命令主义，对外搞关门主义，不仅不屑于去团结和争取中间势力与同盟者，反而一律把他们作为敌人对待，只知道一味地蛮干，因而不可能与任何的政治派别有什么联合行动。陈独秀的建议除了表达他的良好的愿望和思想发展的状况外，也是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效果的。
武装暴动成立城市苏维埃的计划未能实现，陈独秀的召集国民会议，成立革命民众的政府的主张也同样落空了。他过高地估计了中间势力的革命性，因而企图通过抗日救国会召集国民会议，或与左翼资产阶级共同行动，组织过渡性的政府，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双方的主张都没能实现，其中一个共同的原因是都过分地估计了当时国民党政权危机的严重性。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陈独秀认为“国民党的统治确是难以支持下去了”，似乎这个政权将即刻崩溃于眼前。事实并非如此。就以上海来说，当时最广泛最集中的呼声，是要求国民党出兵抗日，呼吁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人民群众以及中间势力固然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极其不满，但并不要求推翻这个政权，而是督促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收复失地。所谓团结，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当时主要是指国民党宁粤两方“兄弟”的团结。至于对“攘外必先安内”、正在对红军进行的第三次大“围剿”，除了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少数人发出反对内战的呼声外，整个舆论界是相当冷淡的。一般群众对国民党政府仍然抱有希望，对共产党在苏区所实行的政策并不了解，甚至误解，“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那一套尤其不得人心，共产党还没有赢得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拥护。这就是这两次事变中普通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心理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反蒋抗日的决策，确是与先“安内”后“攘外”针锋相对的。双方都把主力用于内战，结果是蒋介石固然不能达到“安内”之目的，中共也没有把蒋反掉。而抗日斗争除了少数孤军奋战和人民群众的实际支援之外，一直停留于一般的宣传。尽管如此，陈独秀的倡议依然是值得欢迎的，不能把他指责为“反革命”。“左”倾关门主义的政策，只能把当时的抗日民主运动引向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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