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报告》中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今天读陈先生的话，感慨良多。先生所言之义：佛教传入中国，其教义与中国思想观念制度无一不相冲突。然印度佛教在近千年的传播过程中不断调适，亦经国人改造接受，终成中国之佛教。这足以告知我们外来思想与中国本土思想能够融合、始相反终相成之原因，在于“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当下中国文化必须“返本开新”。如有其例外者，则是“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
　　我以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不应简单视为文化落后，而是二干多年的农业文明在十八世纪已经无法比肩欧洲工业文明之生产效率与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由此社会政治、国家管理制度也纰漏丛生。由是而观当下之中国，体制改革刻不容缓，而从五四时代以来的文化批判也需深刻反思。启蒙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固然有时代需求，未经理性拷问的传统文化无法随时代而重生。但“五四运动”的先贤们也犯了“理性科学的傲慢”，他们认为旧的都是糟粕，新的都是精华，以二元对立的思考将传统与现代对峙而观，无视传统文化在代际之间促成了代与代的连续性与同一性，从而形成了一个社会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基因。

　　《中国文化经纬 神秘文化的启示：纬书与汉代文化》：
　　纬书之所以肇始于汉代并广为流行，与汉代经学的发轫有密切关系。从先秦流传下来的经学材料，至汉代骤然上升为“经”，亦有其历史文化演进的必然性。汉代的“经”“纬”合流，一方面是先秦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综合运动，另一方面它又是汉代大一统的封建政治的需要。离开这两个方面，我们便无从考察纬书的本质及其历史作用，也无法理解经学何以在汉代勃兴。秦王朝的灭亡，使汉初的思想家对法家学说产生怀疑，《淮南子·主术训》说：“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为贵”。此处所谓“神化”，多指儒家的道德教化，同时亦蕴含着一种新的构想，即建立_套能适合汉王朝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统一的意识形态。纬书与经书、纬学与经学的兴起即是在多种意识形态方案中选取出来的。
　　西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以汉时流行的隶书写成，古文则以秦以前的籀文写成。因文字体例不同，在辗转传授之际，便有经义的不同。实际上，今古文经的不同，字体的差别仅仅是表面现象，其背后，实为政治的原因。而且从二者的产生时间来看，也是今文经学在先，而古文经学在后。皮锡瑞《经学历史》说：“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这就是说，汉代继秦之后，生徒所习，皆今文而无古文。古文为后起，“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
　　今文经学之兴，实为谶纬神学的前奏。也是经学与神学结合的开始。此即汉代的“天人之学”。皮锡瑞《经学历史》称：“汉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公羊春秋》多言灾异，皆齐学也。《易》有象数占验，《礼》有明堂阴阳，不尽齐学，而其旨略同。”皮锡瑞是清末今文经学家，但直言不讳地承认今文经学与灾异谴告有密切关系，实际上等于承认今文经学与谶纬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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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第一章 纬书名称的由来及其价值
一、纬书的名称及其义蕴
二、纬书的起源及其流裔
三、纬书的真伪及其价值

第二章 纬书与汉代经学
一、纬书与今文《尚书》
二、纬书与今文《齐诗》
三、纬书与今文《春秋公羊传》及《春秋繁露》
四、纬书与今文礼学的月令明堂阴阳说
五、纬书与今文《易》学的卦气灾变说

第三章 纬书与汉代哲学
一、天人感应论
二、宇宙创生论
三、神含元气论

第四章 纬书与汉代伦理
一、“八卦为体”的道德论
一、“三纲五伦”的尊卑论
三、“性本情末”的性情论

第五章 纬书与汉代科学
一、纬书与天文学
一、纬书与医学
三、纬书与地理学
四、纬书与气象物候等方面的知识

第六章 纬书与文学艺术
一、纬书与文字名号
一、纬书与汉赋辞章
三、纬书与音乐理论

第七章 纬书与汉代神话
一、创世神话
一、历史人文神话
三、圣人神话

出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