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已有的大量研究成果，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以时间发展为纬度，以重大问题为界标，研究了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在理论上的起源和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以及在目前研究中涉及比较少的一些问题，如马克思主义革命阶段理论与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源起，新民主主义外资经济理论等。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革命阶段理论的转型
与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起源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相互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研究的政治表征和实践诉求，另一方面也是与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问题之一。总的来看，19世纪4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革命阶段的理论形态经历了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列宁的“新型民主革命论”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观念转型。虽然这些问题在长期的研究中已经被国内外学者所广泛探讨，但是这些理论形态转变中的逻辑还有不断研究的必要，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论性的基本理论问题。这对于深化研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理论起源，特别是这一思想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谱系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视域中，研究马克思主义革命阶段理论的转型也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因为在这种视角下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可以体察到当代中国发展背后的历史脉络和现实背后的理论关照，从而能够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层面上去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的发展，做到如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所说的那样，“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阶段的理论
在当代的话语体系中，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是一个饱受指责的概念。由于过去长期的“左”的政治的影响及其这一影响在当代的继续存在，革命往往与暴力、流血、专政、过度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人们由此也不愿意再过于谈论革命，甚至有人提出要“告别革命”。与民主、自由、公正这些概念相比，革命似乎已经不再是人们用来反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标准概念。但是，这些情绪性的认识与革命这一概念的本质并无必然的关联。作为人类社会组织变革的方式，以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为社会政治行为特征的政治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离开了革命，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至少是很不全面的，也往往是非本质性的。因此，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革命成了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而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种形态的革命考察则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
关于革命的本源，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革命的历史起源时就指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比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则进一步对革命的本源进行了科学表述，他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来看，革命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和矛盾，是从经济关系到上层建筑的系统的社会组织变革。但马克思并没有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来考察这一冲突和变革，而是把它们放置到世界历史的层面来加以认识：“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类似的矛盾。”在对革命根源的社会性、客观性以及在世界资本主义时代条件下革命形成的时代广泛性的深刻认识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革命的阶级内容和历史任务把近代以来的革命区分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两种形态。
作为两种不同形态的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在历史内容和历史诉求方面是有严格界限的，或者说是有本质性区别的。民主革命是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生产方式冲突的基础上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历史过程。社会革命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历史过程。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顺序发生的两种相互联系但又完全不同的政治行为和历史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强调和恪守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界限的同时，也高度强调从民主革命向社会革命转变的直接性，从而形成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的重要思想。
1848年欧洲革命前夕诞成的《共产党宣言》在阐述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时说：“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去指责当时的无产阶级超越历史和物质条件的尝试，而是在对革命中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评价后认为，由于无政府派和其他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失败，“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的思想是牢牢地确立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作为两个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之上的。英国学者麦克莱伦认为，马克思“不断革命”思想体现的革命激情与“政治制度依据社会经济基础逐渐发展这一思想是很难协调的”。这里实际上并不存在矛盾，因为马克思对革命的所谓激情并没有跨越过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区别这一理论底线。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在评论法国无产阶级试图超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限制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时，清楚地强调了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界限：“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制约的。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从而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在这种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也正是它用以达到自身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铲除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底，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同样，在恩格斯对1848年德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中也可以看到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严格区分的思想：“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演变，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中间阶级的生存条件的发展同时进行的。在中间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恩格斯在这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界限的不可逾越性。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僵化、机械地认识这一问题。1853年4月12日，恩格斯在写给魏德迈的信中更是进一步清楚地表达了对这两种形态的革命在历史内容上的界限的认识，指出：“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都一筹莫展和委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终究要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受到无产阶级大众的推动，由于受到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的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会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透了）。我看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在德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由于它有一个先进的政党并且同法国这样一个先进的国家一起被卷入先进的革命，所以只要一发生严重的冲突，只要一出现真正的危险，这个先进的政党就不得不采取行动，而这对它来说无论如何是为时过早的。然而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为我们党应对这样的局面预先作历史的辩护。”尽管恩格斯的这一重要论述一方面坚持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界限和分野，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前掌握国家政权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准备好“预先作历史的辩护”。不过，即便是这样，恩格斯这时也没有把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种形态的革命置于无产阶级历史行为的统一框架中来理解和认识。
由于20世纪20年代列宁去世后，苏联共产党在复杂剧烈的理论和政治斗争中使“不断革命”这一概念后来具有了更多的复杂的内容，特别是当“不断革命”成为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托派”在理论上的标识性概念后，“不断革命”这一概念就更具复杂性了。在这场斗争中，不同的人都从特定的需要出发或是使用或是攻击“不断革命”的思想。托洛茨基后来在解释自己的“不断革命”思想时指出：“不断革命论，从马克思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来说，意味着一种同阶级统治的任何形式都不妥协的革命，这种革命并不停留在民主主义阶段，而要进一步采取社会主义措施并进行反对外国反动势力的战争；这就是说，这种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同前一个阶段相衔接，它只有在阶级社会完全消灭的时候才能够结束。” 列夫·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85页。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述的文献来看，托洛茨基的这个解释，粗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却只强调了民主革命对社会革命的承接性而没有强调它们之间的界限和区分，更是没有基于历史辩证法的视角涉及民主革命的领导主体可否换位的问题。
总体上说，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是基于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区分基础之上的，希望无产阶级在推进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做好为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准备。但应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中还不包含由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进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一认识，以及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二者的同一性发展问题。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革命阶段理论的转型与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起源/ 001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阶段的理论/ 003
二、马克思主义革命阶段理论的第一次转型和新型民主革命观念的确立/ 009
三、马克思主义革命阶段理论的第二次转型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 016
四、马克思主义革命阶段理论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21
第二章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初步思考：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中的外资经济/ 029
一、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论”的由来/ 031
二、20世纪40年代中期毛泽东关于外资经济的重要论述及其意义/ 034
三、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不再重提外资经济的历史原因/ 041
第三章 1946—1947年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土改”的尝试及其放弃/ 049
一、“和平土改”构想的提出与政策框架的确定/ 051
二、陕甘宁边区对土地征购的实践尝试及其经验总结/ 058
三、从有偿征购到暴力剥夺：“和平土改”的放弃/ 064
第四章 《论联合政府》与不同文献映衬中的新民主主义思想/ 071
一、对战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重要性的高度肯定/ 073
二、不同文献映衬中的新民主主义思想/ 076
三、毛泽东修改《论联合政府》和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重要原因/ 080
第五章 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创立、内涵变迁与计划经济在中国的确立/ 085
一、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创立与内涵变迁/ 086
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观的形成和计划经济在中国的确立/ 092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对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思考/ 109
一、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性思考/ 112
二、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探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逻辑依据/ 115
三、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思考的意义/ 119
第七章 共产党情报局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国际环境/ 123
一、共产党情报局关于“两个阵营”时代理论的提出及其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影响/ 126
二、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民族主义的大批判及其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影响/ 130
三、共产党情报局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强化及其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影响/ 143
四、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及其意义/ 155
第八章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 165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客观组成部分/ 167
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 174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177
四、科学评价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理论影响：以迈斯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斯大林主义》为视角/ 181
主要参考书目/ 200
后记/ 203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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