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八卷）（2014年号）》：
综上所述，这种“公正人的裁断”标准要求高素质的“公正人”，补偿须遵循私人关系中的合理性原则，并且它同诚信具有密切联系，使征收的补偿不会失之公允。正是因为适用了这样的补偿标准，私人的利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从而回应了日本学者盐野七生这样的一个观点：在史料中找不到任何难以征收水道用地的记载，其理由不只在于罗马人富有公德心。③
2.征收和补偿的方式。由于罗马公共引水道工程的规模宏大，需利用大量的土地，按照上述“公正人的裁判”的标准补偿，必然要支出巨额的土地征收费用，所以在罗马执政者看来，公共引水道的建设是一项国家性的事务。无论是从提案到决策，还是工程的发包以及后期的维修，均由国家性的机构或官员负责。作为重要的建设费用之一，征收的补偿负担也从国家的财库开支。④如何节省费用、合理利用经费、协调公私利益，也成为了罗马法关注的议题，在这个问题上，罗马法采用了灵活的征收和补偿的方式。公共引水道的建设通常占用沿线的土地，而这些土地又往往是所有权人土地整体的一部分，当这部分被用来建设水道之后，必然会影响整个地块的用益，所以会发生土地所有人不愿意土地部分被征收的情形。当被征土地的所有权人不愿意切割其整个地块时，征收的当局通常将整块土地买下，再将水道建设用地之外的剩余部分另行出卖。①这样，通过整体的购买使土地所有人获得了合理的价格，减少了公共引水道建设中土地征收的困难；通过剩余部分的出卖，又部分回收了所支付的费用，并且使土地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此外，为了避免以公共名义滥施征收，造成资源的浪费，西罗马帝国的狄奥多西皇帝（Theodosius，378-395年在位）于393年颁发了一项敕令，规定在公共设施的建设中，拆除价值超过50磅银币的房屋时，必须申请皇帝批准（C.8，12，9），这是征收审批权的中央化。在补偿问题上，除适用上述“公正人的裁断”的原则之外，还通过其他灵活的方式使土地所有人获得间接的补偿。公元409年的一项敕令规定，当城墙的塔楼完工之后，其土地被占有的所有权人被允许使用该公共设施，但条件是他必须放弃对该土地的权利并且承担设施的维修义务，以同时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维护（C.8.12，18）。这项敕令实质上规定以公共设施使用权的授予作为土地征收的补偿。这样，一方面原土地所有人可以使用塔楼（居住或休憩），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护之，这种补偿形式既满足了私人的利益，同时又可达到公有物维护的目的，这是在征收中协调公私利益的典范。
以上分析表明，在罗马法上已存在征收的现象，特别是公共引水道建设中的土地征收，在有关征收的补偿标准、征收的补偿方式、征收的审批等方面，罗马法已经发展出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但即使如此，罗马法并没有对这些具体的征收现象进行理论的归纳并提出一般的征收理论。这种一般的征收理论是近代自然法理论的产物，它由格老修斯最先提出，经后来的自然法学家发展，并最终形成现代法上的征收制度。根据学者的考察，格老修斯（HugoGrotius，1583-1645）在其《论战争与和平法》一书首次使用“Dominiumeminens”这一拉丁术语，用以表达国家对其领域内所有的私人财产的权力。②这一词汇通常被翻译为“Eminentdomain”（国家的征收权），指称国家为了公共使用，通过支付补偿的方式取得个人财产的一种特殊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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