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罗马帝国统一之原因
吾人如欲明了中古欧洲史，不能不先略知罗马帝国史。当五世纪初年，西部欧洲一带，并无独立之国家。今日之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诸国，在当日均系罗马帝国之领土。至于今日之德国，在当日则草莱未辟，蛮族居之。罗马人曾欲力征之而不得，乃沿莱茵及多瑙河两河筑垒驻兵以御之。罗马帝国之领土，包有欧洲之西南部，亚洲之西部，及非洲之北部。国内人种甚杂，埃及人、亚拉伯人、犹太人、希腊人、日耳曼种人、Gaul 种人、Briton种人、Iberian 人，无不俯首帖耳，臣服于罗马。
领土既广，人种又杂，各人种之文明程度，又复各不相同，而罗马帝国竟能统一而维持之，达五百年之久，殊非吾人意料所及。然稍加研究，即可知罗马帝国之能维持如此之久者，其故厥有数端：（一）罗马帝国之政治组织，完备异常。中央之于地方，如臂使指。（二）罗马人民之尊崇皇帝，几同神圣。（三）罗马法律，通行全国而无阻。（四）罗马国道，四通八达；币制划一，商旅均便。（五）罗马政府常遗教师并建设驻防地于国之四境，故罗马之思想及文化，得以弥漫国中，无远弗届。兹先述罗马之政府及皇帝。皇帝命令，颁行全国而无阻，所谓“君意即法律”，为罗马法中精理之一。国内城市，虽有自由，然帝国官吏，监视甚密。
罗马政府除维持秩序，管理司法，防守边疆外，尚有管理民食之责任。有时且迫国民之子继其父之业，不得见异而思迁。贫民之饮食，由政府供给之，故无蠢动之患。此外并费巨款举行赛车格斗诸戏以娱国民。总之，罗马政府之组织，固然完备异常，即其保育人民之周至，亦复世间罕有。凡罗马人均有崇拜皇帝之义，人民虽有信教之自由，而崇拜帝像之事，则全国一致。故罗马政府之虐杀基督教徒，不但因信仰不同而已，亦且因基督教徒每有不愿崇拜皇帝之举，并公言罗马帝国之将亡也。
罗马帝国既有统一之政府，故有全国一致之法律。各地习俗，纵有不同，而公平原理，不分畛域。罗马帝国之法律，欧洲至今受其赐。人道精神，始终贯彻其间，为古代各种法典所不及。凡为妻为母为子者，无不受法律之保护，不若昔日受家长之压制，并主张与其加罪于无罪之人，不若罪人脱逃之为愈。又以为所谓人类者，非此界彼疆，各族分居之谓，乃属于一国及一法之人民之谓。罗马国内之大道，四通八达，邮传军队，朝发夕至。商民行旅，来往 无 虞。 全 国 之 币 制 及 量 衡， 又 复 一 致。 驻 防 之 地 遍 布 国 中， 至 今Treves，Cologne，Bath，Salzburg 诸地，犹有罗马桥梁建筑之遗迹，当日文化之弥漫，可想而知。
罗马政府之提倡教育，尤为尽力，凡巨城中，至少必有政府所派之教师三人，负教授修词学及闳辩术等学科之责。罗马人天性不喜文学及美术，故其文化多仿自希腊。由政府教师播之于国中，使全国之文化，现相同之象。故罗马人仅知其为帝国之公民，初无地域之观念也。自 Augustus 以来至蛮族入侵时，先后凡四百年，吾人绝未闻罗马人有叛乱之举，或独立之心。时人以为罗马帝国，必能维持永久而不蔽。
2. 罗马帝国衰替之原因
罗马帝国之组织完备及统一精神，既如上述，何以一旦蛮族入侵，骤形瓦解？欲求其故，殊不易易。大抵罗马帝国时代之人民，已渐失其有为之志与自信之心。所以如是，殆有四端：（一）税制不良，民力日疲。（二）奴制风行，工人无业。（三）人口减少，国力遂微。（四）蛮族入居境内，伏他日西部帝国瓦解之基。罗马之皇室及官吏，人数甚多，费用浩大，而贫民“面包与马戏”(Breadand Circuses) 之供给，所费尤为不资。不得已唯有重征于民之一法。地税为国家最巨之收入，其率本高；再加以官吏之中饱，人民之负担因之益重。国内各地之地税，由各地少数富民征收之，只求收足应征之数，不问其来源之如何。地主因之而倾家荡产者，不一其人，故政府至有地主不得离其土地以逃避重税之令。此种重税，唯少数之富民能担负之。至于中流社会，境遇日恶，贫困不堪，帝国社会之中坚，为之丧亡殆尽矣。
至于工人之地位，尤为恶劣，而奴制之存在，实为主因。盖罗马自征服各国以来，国内之奴隶，有增无减。五百年间，城乡各种工作，无一不入于奴隶之手。奴隶之数以百万计，一地主每有奴隶数百人，多或数千人，唯极贫苦者，家中方无奴隶。地税虽重，而罗马帝国时代之人民，仍以土地之多寡为贫富之标准。无广大田地者，即无充当缙绅或官吏之望。故国内土地，渐入于少数富民之手，而中人之家，日渐消灭。富民之田产曰 Villas 者，遍布于意大利，Gaul 及 Britain 诸地。为奴隶者，不但负管理及耕耘之责，即地主家庭中之一切日用，亦由若辈供给之。凡制造器具及衣服、烹饪食物、侍候主人及记室之役，均由奴隶任之。另命奴隶一人负管理全地之责。田产既广，有同村落，而直辖于地主之一人。各种工作，既皆任奴隶为之，自由民遂多不愿工作者，以为此乃奴隶之责任。哲学家 Seneca 常谓工艺之为物，决非哲学家所发明，实系“下流奴隶所想出者”。奴隶制度，既使工作有堕落之虞，而国内市场，亦复为奴制所垄断。盖巨族大家之日用品，皆由本家奴隶供给之，而且蓄奴之主，往往使奴隶出为人佣，自由民工作之机会，因之剥削殆尽。
当蛮族入侵以前数百年间，奴隶景况，亦颇有改良之处。昔日奴主每有深夜监禁奴隶于地牢之习，至是革除。政府亦有种种保护奴隶之法律，其最要者，莫如禁止奴主之不得擅杀奴隶。蛮族将入侵之际，奴隶之数，日形减少，一因罗马已无远征他国扩充领土之事，二因奴主每有释放奴隶之举也。被释放而自由之奴隶日“被放之人”(Freedmen)，其地位不若自由民之高尚。虽不至再为奴主之牛马，然每年仍有为主人服役之义，并须纳其收入之一部分于主人。婚姻之事，亦须得主人之允许，方得实行。
奴隶虽被释放，而自由民之状况，益趋恶劣。城市之中，自由民工作之时，每与奴隶或被放之人同流合污。至于乡间之自由农民，亦一变而为介于奴隶与自由民间之“自由佃奴”(Coloni)。其身体始终附于某地，随土地而易其主人。唯年能纳其收入之一部分于地主，且为地主服役若干日者，地主不得任意剥夺其种地，此则与中古时代之“佃奴”(Serf) 同。因此为乡民者永无自立之望，生生世世为佃奴矣。此种自由佃奴渐与奴隶合而为一。因法律规定某种乡间奴隶永不得离其种地，须随土地而易其主人也。
而且罗马大地主，每有许多之贫弱地主附属之。盖地主之贫弱者，为逃避重税及获得保护计，每愿将其田产让诸强有力之地主；唯大地主须保护之，并允其终身仍得耕种其土地。贫弱之地主既死，其子孙即流为自由之佃奴。此即他日封建制度之起源也。
凡国家隆盛者，其人口必日有增加。至于罗马帝国，则自 Augustus 以来，人口即渐形减少，国家精力，随之日疲。战争也，疫疠也，奴制也，重税也，凡此种种，皆足以促人口之日减者也。盖人民生活，既甚困难，则婚姻之事，每因之而被阻。大家巨族，遂不可多见云。
政府为增加人口计，每允日耳曼蛮族人居国中为自由之佃奴。相传皇帝Constantine 曾召蛮族三十万人入境。其时并募蛮族人入罗马军队中为抵御蛮族之用，开其端者为 Julius Caesar。此种政策渐成习惯，至帝国末年，甚至全军兵士，纯属蛮人。日耳曼种人有为军官者，亦有高据政府中之要津者。故蛮族未入侵以前，帝国中之蛮人，已遍地皆是。罗马人与蛮族之畛域，渐不分明。他日帝国西部之瓦解，如此之速，盖非无因。蛮人对于罗马帝国，虽甚尊重，然其个人自由之精神，则可断其必不放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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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女学者 陈衡哲
★何炳松是引介美国新史学到中国的燃灯者。自此以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成为探讨方法与方法论者所关心的课题。
——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 黄进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