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创刊于1979 年，一年四辑，面向国内外鲁迅研究者，以“新发现、新观点、新方法”的编辑方针，侧重刊载以资料整理、梳理和考证为主的学术论文，兼顾理论研究型论文。
本书主要包括“鲁迅与期刊”“鲁迅生平与作品研究”“鲁迅同时代人研究”“史料·辨证”“鲁海漫谈”“读书杂记”“海外鲁研”“上海鲁迅纪念馆纪事和研究”等主题。在这些主题下，计有30多篇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国内外*新*前沿的鲁迅研究状况。
鲁迅与朝花社众人的交游
施晓燕
朝花社是鲁迅和柔石、崔真吾、王方仁、许广平组织的文艺团体。按照2005年版《鲁迅全集》注释的定义，朝花社1928年11月成立于上海，1930年1月结束。这个社团在1年多的时间里，出版了《朝花》周刊和旬刊共32期；版画丛刊《艺苑朝华》4辑，包括《近代木刻选集》一、二集，《蕗谷虹儿画选》《比亚兹莱画选》；译作《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2种；小丛书《朝花小集》1种，即崔真吾的《接吻》。在相对来说并不长的时间里，能出版包括创作、翻译、版画等多种类的文艺作品，战绩不可谓不辉煌。然而朝花社本身的研究，由于鲁迅、许广平都写了该社解体的原因，团体存在时间又太短，相关研究一直不多，较出名的，有强英良的《谈朝花社的设立与倒闭》，把朝花社从成立到解散梳理得非常清晰。在朝花社社员的单独研究上，柔石经常被归入“左联”五烈士进行探讨，崔真吾有过一篇几千字的传略，王方仁则只是在朝花社倒闭时被作为主要原因拿出来谈，至于鲁迅与许广平，学界很少把他们作为朝花社社员来研究。社员们在朝花社期间的各种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的似乎也很难见到。由此可见，朝花社的各项研究空白较多，大有可为。本文写作的缘起，在于翻看鲁迅日记及柔石等人的资料时，发现鲁迅与柔石、崔真吾、王方仁的交游关系颇有值得考察之处，虽然马蹄疾在《鲁迅与他的同时代人》中，分别有独立的文章写了鲁迅与柔石、崔真吾、王方仁的交往关系，但这三位青年尤其是朝花社成立后跟鲁迅交往几乎是在同一时段内，他们同时与鲁迅交往的过程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鲁迅对他们的态度非常不一致，有亲疏远近之分，因此梳理鲁迅与三人的交游，为朝花社青年成员与鲁迅的关系勾勒一个大体清晰的轮廓。题目中的朝花社众人，限定为柔石、崔真吾、王方仁，时间限定为至1930年1月朝花社解散为止。
本文将观察范围分为朝花社成立前与成立后。《鲁迅日记》里1928年11月3日记载：“午后同真吾、柔石、方仁、广平往内山书店。”这是朝花社全体成员第一次在鲁迅日记里集体出现，所以2005年版《鲁迅全集》大概以此作为朝花社11月成立的依据。本文即按照1928年11月为分水岭，先分析朝花社成立之前鲁迅与三位青年的交游往来。
柔石、崔真吾、王方仁都是浙江人，这三位青年中，鲁迅与柔石关系亲厚显而易见。王方仁是导致朝花社解体的罪魁祸首，崔真吾作用不明显。看朝花社成立前众人与鲁迅的来往，崔氏反而是与鲁迅关系最平淡的人。
崔真吾1902年出生于浙江鄞县，1924年秋考入厦门大学文科外国语言系。1926年9月鲁迅入职厦大，在他指导下，崔真吾、俞念远、谢玉生、王方仁、洪学琛、卓治、朱斐等厦大几个学生建立了泱泱社。俞念远在1936年写的《我所记得的鲁迅先生》回忆：“有一次我和采石、梅川、卓治等，去看鲁迅先生。他对我们这一群年青的朋友，是非常和蔼的。在这期间由鲁迅先生的指导，我们产生了一个泱泱文艺社；曾在北新书局出过二期《波艇》。”①采石即是崔真吾，梅川是王方仁。鲁迅支持了青年学生的刊物《波艇》，不仅提供自己的文章，还将其介绍到北新书局印刷发行，他跟许广平的通信里也说了此事：“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到这里，又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作《波艇》，我却仍然去打杂。”②崔真吾到厦大后，就做了学生会干部。据俞念远回忆，这个泱泱社的创办，是出于崔真吾的主动提议，也是众人推举，崔氏担任了《波艇》主编。③根据《崔真吾传略》，崔真吾与时任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学生会主席罗扬才关系密切，在鲁迅辞职厦门大学教职后，他们协同发起了挽留鲁迅运动，并将之扩展为一场学潮。④从以上种种资料看来，崔真吾应该是一个活跃、主动、学生领袖般的人物，厦大学生会主席是中共地下党员，与同为学生会干部的他配合默契搞学潮，以及1937年他被桂系军阀杀害的事实，让人不得不怀疑他的政治属性，他是不是中共党员不得而知，但他很可能是一个接近共产主义的青年。
在《鲁迅日记》里，有崔真吾出现到相熟的轨迹。鲁迅支持厦大青年办文学社团，指导他们创办刊物，但这些人的名字一直要到11月28日才出现在《鲁迅日记》里，在这之前，他们都是鲁迅书信里的“学生”，没有谁是特殊的，在当天日记里，崔真吾的名字也第一次出现了：“晚魏兆淇、朱斐、王方仁、崔真吾合饯伏园于镇南关之一福州小饭店，邀同往，饮馔颇佳。”随后，鲁迅因为人事纠葛，在1926年12月31日辞去厦大一切职务。第二天，泱泱社众人为鲁迅饯行，“晚卓治、玉鲁、方仁、真吾饯行，语堂、矛尘亦在坐”。1月10日，崔真吾与王方仁陪鲁迅去买箱子。1月15日，崔真吾、王方仁、洪学琛为鲁迅送行。鲁迅离开厦门后，1月29日，“得真吾信，二十日发”。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崔真吾逐渐从“泱泱社社员”独立成“真吾”的过程。最早是崔真吾等泱泱社成员一起宴请鲁迅，慢慢地就变成崔真吾和王方仁一起陪买东西。鲁迅离厦后，崔真吾给鲁迅写信，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拉近自己跟鲁迅的距离，建立与鲁迅的联系的。
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崔真吾也退学回到了家乡宁波。除了在3月给鲁迅寄了封信，在6个月内他们没有联系，但鲁迅9月18日在广州“始整行李”，准备北上去上海，他给崔真吾、王方仁都寄了信，相信这是把自己的动向告知了两位学生。鲁迅还在厦门之时，他就知道了自己辞职会导致一些学生退学：“对于学生，我已经说明了学期末要离开，有几个因我在此而来的，大约也要走。”⑤他这里指的“因我在此而来”，主要是王方仁等，他们是为了鲁迅来厦大读书。崔真吾1924年就入读厦大，不属于慕名而来的学生之一，但他因为挽留鲁迅搞学潮而导致被学校开除，所以鲁迅内心应该觉得对王方仁和崔真吾都有责任，所以他很可能选择将自己的去向写信告诉这两位学生。
鲁迅1927年10月定居上海，从11月起，他又开始收到崔真吾的信，到1928年春，崔真吾来到上海插班入读复旦大学文科四年级，此后他常常到景云里来拜访鲁迅。从1928年3月到1928年11月也就是朝花社成立之前，《鲁迅日记》中提到“真吾”有36次，可谓非常频繁，但其中28次都是“真吾来”，也就是说崔真吾主动来造访，还有几次是说收到信，有时是在上海收到信，有一次甚至是鲁迅到杭州游玩途中收到崔真吾的信。除此之外的行程，有两次比较特殊。一次是3月22日“同方仁、真吾、广平往外滩观S.SEKIR小画展览会”，一次是5月4日“同真吾、方仁、广平往上海大戏园观《四骑士》电影”，都是集体行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朝花社成立之前，崔真吾与鲁迅的频繁联系，是建立在崔氏称得上是活跃的主动的基础上，鲁迅大部分时间都是被动的与崔真吾见面，除了来访和几次书信，鲁迅几乎没有与崔真吾有什么互动。与之相比，导致朝花社解散的导火索王方仁，与鲁迅的关系反而更亲近些。
王方仁，笔名梅川，1905年生于浙江镇海，原本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因为慕鲁迅之名，1926年9月转学厦门大学文科国学系，所以他是鲁迅所说“因我在此而来的”几位学生之一。在泱泱社里，他和崔真吾逐渐突出为陪伴鲁迅的左右手，比如陪鲁迅去街市买箱子等。厦门大学人事风潮后，追随鲁迅的几位学生里，谢玉生和廖立峨都随鲁迅去了中山大学，王方仁却回到了浙江和上海，由此可见，他追随鲁迅的心思并不十分坚定。不过，在离别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还是尽量维系了自己与鲁迅的关系。《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与崔真吾在离开厦大后只在1927年3月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不同，王方仁的信虽然只维持到4月份，但总共给鲁迅寄了6封信，此外还寄了稿件。崔真吾和王方仁都没有追随鲁迅到广州，但一个因为学潮而退学；另一个是慕名而来，鲁迅对他们都有负责任的意识，即使后来几个月没有联系，赴上海前，鲁迅分别给他们写了信。
王方仁收信后，比崔真吾要积极多了。鲁迅10月3日来到上海，10月4日李小峰就带来了王方仁给鲁迅的信，10月16日王方仁到景云里拜访鲁迅。到1928年11月之前，在《鲁迅日记》里，除了跟崔真吾雷同的记载“方仁来”之外，鲁迅与王方仁的交往，比起鲁迅跟崔真吾乏善可陈的通信来往，实在是鲜活丰富多了。他们的互动往来，归纳一下，可以分为几类：一是赠书，鲁迅所赠的有单行本如《克诃第传》，有期刊如《语丝》，崔真吾虽然也收到过鲁迅赠书，但那是一次大规模大范围的赠书，那本书鲁迅同样送给了王方仁，但反过来王方仁收到的赠书，崔真吾就没收到过。二是一起外出看展览或者看电影，如看司徒乔作画，去明星戏院看戏，崔真吾虽然也有这类活动，但崔氏参加的王方仁都参加了，王方仁参加的崔氏却没有。三是一起逛书店，崔真吾是外文系学生，王方仁就读于国文系，但鲁迅去外国书店，却更愿意与王方仁一起。当然王方仁能翻译外国小说，他的外文不差，但到朝花社成立前，鲁迅都没有与崔真吾一起逛书店，可见他并没有这个意识要跟崔真吾出街买书。四是托王方仁买书，这其中的因素可能跟王方仁兄长开了合记教育用品社有关，开此类商店会夹带售卖一些书籍，所以请王方仁帮忙买书更容易一点。在这里可以稍微说一下合记教育用品社，查《申报》，从1914年3月就有合记教育用品社的广告，该广告放在头版，从3月3日一直做到16日，说明有一定财力；到1926年9月，合记教育用品社又在《申报》打了个“大廉价广告”，广告内容说其开业“迄今已二十有余年”，说明这家店起码在清末就已经创办，历史确实比较长远，算是一个老字号店家。后来朝花社建立，王方仁推荐自己兄长的店来替朝花社买纸和代销书籍，鲁迅、许广平等都同意，相信王方仁是一个因素，合记的实力确实不差应该也是一个因素。五是饮宴，比如一起在新亚喝茶，在中有天吃饭。这些活动里还有两条，一是帮卓治带信给鲁迅，这说明王方仁与以前泱泱社的同仁还有联系；二是“方仁来照相”，这说明王方仁还会拍照，在当时年代，玩照相机需要相当的财力，这样看来，王方仁是个人缘不错、会多项技艺的富家公子。综合起来，可以说王方仁才进入了鲁迅的生活圈，崔真吾与鲁迅的关系更像粉丝与偶像，都是他在主动维系，如果他不出现，鲁迅不会主动要求他陪伴或做事。
（未完）
目 录
鲁迅与期刊
鲁迅·左联成立·《北斗》 乐融（1）
《前哨》再识 李浩（15）
关于朝花社的合作者“合记教育用品社” 乔丽华（34）
鲁迅与《文学》月刊 施晓燕（50）
鲁迅与广州报刊之“文学革命” 高方英（73）
从《越铎日报》看鲁迅早期的“报刊观” 任金刚（83）
鲁迅生平与作品研究
鲁迅《风波》细读 管冠生（89）
在报章小说与新文学小说之间——论鲁迅《阿Ｑ正传》的叙事艺术 虞知乐（105）
重读《故事新编》札记 李春林（114）
论鲁迅“责编自觉”时期下的自编杂感集 黄恩恩（126）
鲁迅同时代人研究
鲁迅与张梓生交往研究拾遗 孙兴武（138）
周氏兄弟对匈牙利文学的译介与传播 邱夏子 符晓（153）
2001—2015年周作人与外国文化研究综述 魏丽 林会娟（166）
史料·辨证
辨识“鲁迅先生的遗札三封” 丁言模（190）
浅析《鲁迅史料考证》的方法论 韦黄丹（204）
鲁迅与日本文求堂交往二三事 吴萍莉 张翔（211）
口述与笔谈（十） 裘士雄（218）
鲁迅关于格罗斯的漫画“漫画而又漫画”的评价是褒义的吗？——关于《外国美术简史》在评述格罗斯时的一则史料失误 林会娟（237）
我与鲁迅
我的鲁迅研究 董大中（243）
纪念
鲁迅与徐中玉——怀念中玉师 刘扬烈（259）
鲁海漫谈
《暹罗野史》——至今仍在每天被放映的鲁迅看过的电影 丁佳园（262）
鲁迅论陶渊明及其方法论启示 顾农（270）
《野草·雪》：诗人孤独体验的结晶 崔绍怀（286）
读书杂记
在同情理解中照亮历史幽微处——读人民版《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 乔世华（291）
鲁迅日常生活研究的新收获——简评施晓燕《鲁迅在上海的居住与饮食》 侯桂新（299）
“《野草》学”史论者的知止进退——评《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 王初薇（302）
海外鲁研
朝鲜半岛第一代中国文学研究者李明善的鲁迅译介与研究 王艳丽（311）
上海鲁迅纪念馆纪事和研究
连续出版物在鲁迅生平展陈中的特色 顾音海（325）
关于鲁迅生平基本陈列中“物”的使用刍议 邹晏清（334）
1956年鲁迅新墓建筑图纸解读 童煜（338）
试论产品分类对文创工作的重要性——以上海鲁迅纪念馆为例 张健（345）
编后（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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