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命运，因时代不同，理解有异，堪称飞蓬转絮、此消彼长、起落不定。学者钱林森认为：“如果说，中国思想、中国哲学精神在十八世纪造就了启蒙作家们推崇备至的‘政治乌托邦’，那么可以说，在十九世纪，便助成了作家、特别是唯美主义诗人们心驰神往的‘艺术乌托邦’，到二十世纪则成为一代西方作家所梦寐追寻的‘精神家园’。”
十八世纪启蒙时期，欧洲曾一度兴起“中国文化热”，思想界试图借孔子与儒学之力，冲破神权与王权，使西方进入现代社会。在德国，启蒙运动的早期和盛期，莱布尼兹与沃尔夫曾热烈迷恋中国；诗人歌德、席勒等，也将中国思想和文艺主题融入德国文学；而后来诺瓦利斯等浪漫派诗人，则意识到他们的“自然神秘主义”更接近中国人，尤其接近中国人对自然之爱。
十八世纪末至整个十九世纪，西方不断崛起，中国每况愈下，“东方乐园”也随之消失。欧洲工商业越发展，中国的形象便越黯淡，这一时期的德国，除叔本华受中国思想的某种沾溉之外，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认为中国社会及文化有可取之处——康德认为中国人抱着传统死死不放，对未来漠不关心；因缺乏世界精神与主观自由意识，历史因循重复、缺乏变化，黑格尔则视中国为一个呆滞的、没有真正历史的国家；当谢林发现中国神话哲学之时，中国已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致使对马克思、恩格斯、梅林而言，中国也仅仅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十九世纪，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曾一度进入文化史家所说的“中国摒弃期”。
进入二十世纪后，局势突变。面对现代工业文明导致的种种负面结果，德国面临着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特别是“一战”爆发，青年们倍感幻灭、绝望，许多人将探求的目光转向东方，希望中国古老智慧成为救世的良方妙药。且随着东西方日趋频繁的交往，许多作家离乡东游，亲身踏上东方“朝圣”之旅。反映到文学创作上，便是“借中国智慧，释自身焦虑”的精神趋向。这其中，黑塞堪称代表。
在整个德语文学界，黑塞对中国文化的迷恋与理解，远远超过其他德语大作家，如歌德、席勒、卡夫卡、里尔克等等，在整个欧美作家中也属罕见。就二十世纪德国作家而言，对中国思想领悟之深、并且直接用之浸润作品的，也许只有布莱希特、德布林可以和与黑塞并肩（德语思想界，也只有荣格一人）。更多德国作家，则是用中国风情，或通过意译中国文学作品来显示他们对中国智慧的热情，如作家克拉邦德、霍尔茨、贝特格、戴默尔、比尔鲍姆等。引颈整个二十世纪欧美文学视野，中国思想对黑塞的深沉影响，似乎可比拟儒家思想之于庞德，禅宗观念之于美国“垮掉的一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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