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长和平：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
我要用一个故事来作为本章的开篇。很久以前，发生了一场千百万人被屠杀的战争。当历经多年战事后，一方最终胜出，战争结束了，每个人都说这应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大战。为实现那一目标，战胜国派出了所有最具智慧的人士召开了一场盛大的和会。他们被赋予起草一份协议的重任。这份协议将被精心设计，使它对所有人来说都无疑是公正的，进而能消除作为人类现象之一的战争。不幸的是，那项协议仅仅持续了20年。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场千百万人被屠杀的大战。当历经多年战事后，一方最终胜出，战争结束了，每个人都说这必定会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大战。但是，令所有人恐惧的是，这场冲突中的胜利者们立刻陷入了内讧，结果始终没有召开和会。几年之内，每个主要的胜利者都开始把彼此而非以往的敌人视作他们生存的主要威胁；每方都谋求通过研制至少在理论上能结束地球上所有人生命的武器，来确保自己的生存。令人费解的是，这次的安排持续的时间居然比上次长一倍，而且直至故事结束时似乎也没有显示出很快将会瓦解的征兆。
当然，这只是个故事；一般说来，人们应该不会把故事太当真。然而，有时候故事比通常的解释更能清楚地阐明现实，而上面的这个故事或许就是此类故事当中的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体系就是这样一个案例：没有经过任何人设计，甚或没有人想到它能持续如此之久；这种体系并不是建立在道德和正义的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独断地、明显地人为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基础之上；它体现了近代历史上除战争外最为激烈和最为持久的对抗。这一体系存续的时间比经过周密设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协议存续的时间长一倍，其持久性基本相当于梅特涅和俾斯麦的伟大的19世纪国际体系，而且与先前的体系不同的是，它在经历了四十几年的存在之后，还没有显示出要瓦解的明显征兆。它足以而且应当引起人们的思考。
可以肯定的是，在人们回忆冷战历史之时，“和平”绝不是第一个出现在脑海中的词汇。毕竟，那段时间见证了世人所知的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一系列久拖不决的、破坏性的有限战争，大量革命、族群暴力、宗教冲突和内战，以及一些在人类经历中最为深刻、最难以控制的意识形态竞争。而且，那些更为古老的灾祸，如饥荒、疾病、贫困、不公正等，还远没有从地球上消失。人们可能会问，在这个道德和精神的荒漠，忍受世界各国在当中各行其是，并把它称作“和平”，岂不是有点过分？
这当然有点过分，但也正是要害所在。过去的40年里所有想象得到的理由都足以导致一场大战——这些理由在任何其他时代都能给这样的一场战争提供充分的理由，但值得讨论的是，其实并没有这样一场战争；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安排具有非正义性和完全人为的特点，但它到现在却已经持续了几十年。那可能不是值得庆贺的理由，但它至少是调查研究的基点：我们要试着理解在面对如此多的挑衅时，大国和平究竟如何成功地存在了如此长的时间，并思考我们能做些什么来确保那一情形永存。因为，毕竟我们有可能会使局面（比现在）更糟糕。
一
任何试图理解为什么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它与夏洛克·福尔摩斯和那条晚上不叫的狗的问题没什么两样：人们如何解释那些并没有发生的事情？人们如何解释美国与苏联之间的重大冲突——根据迄今为止所有的历史经验标准来看早应该发生——实际并未发生呢？这个问题与某些方法论上的困难有关，可以肯定地说：解释发生过的事情总比解释没有发生的事情要容易。但在国际关系学者中存在着的一种奇怪的偏见强化了这一现象：如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曾评论的，“在讨论战争原因的每一千页的出版物中，可能只有不到一页的篇幅是直接研究和平的原因”。即使是“和平研究”学科也存在着这一失衡现象：人们更多关注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来避免大动乱，而不太关注“为什么鉴于原本可能导致战争的原因，战争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这个同样有趣的问题。
如果有关战争原因的研究已对战争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得出了近于共识的结论，那么处理这个问题就相对容易了：我们可将那一分析应用于分析1945年后的时期，并考察一下这段时期的情况与这个结论有何不同。但是，事实上，这些研究并无多大助益。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甚至气象学家在什么原因导致战争的问题上进行了多年的艰苦研究，而最近的一篇文献综述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对战争的理解仍停留在初级水平。关于战争的原因还不存在广泛接受的理论，对于用来揭示战争原因的方法论也基本没有取得共识”。
对国际体系的比较研究也没能把事情解释得更加清楚。这里的困难是，我们的实际经验仅局限于一种体系，即均势体系的运作，不论这一体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多极”格局为特征的国际政治中进行运作，还是在此后以“两极”格局为特征的国际政治中进行运作。其他替代性的体系仍只是理论家们头脑中的抽象概念，对增进我们对现实世界中的战争如何发生或如何避免的理解帮助甚少。
但“体系理论”本身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里，人们能够找到思考自1945年以来国际关系本质的有用出发点。政治学家告诉我们，当满足两个条件时，一种“国际体系”就会存在：首先，体系内单元之间存在互动，这使得体系某些部分的变化也会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其次，作为整体的体系的集体行为不同于构成体系的单元的预期和考虑重点。当然，要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中的“相互联系”并不困难：这段时期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大国往往倾向于假设，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很少有不以某种方式加强或损害其自身直接利益的。国家的集体行为也与它们各自的预期不一致：1945年的临时安排在40年中基本保持完好这一事实，可能会令在德国和日本投降后那些激动人心的繁忙时日里匆忙拼凑起这一安排的政治家们感到惊讶，甚至很可能感到惊骇。
系统理论的一个尤为可贵的特点是，它提供了区分稳定的政治结构与不稳定的政治结构的标准。这有助于解释缘何有的国际体系比别的国际体系更为持久的事实。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和J.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将“稳定”界定为“体系能够保持它所有的基本特征，避免任何一个国家支配该体系，保证大多数体系成员能继续生存，防止大规模战争的发生”。多伊奇和辛格补充说，正是体系的特征使它有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的能力：它具备消除那些可能危及其生存的刺激因素的能力，就像是飞机上的自动驾驶仪或蒸汽机上的调节器那样。“自我调控”的体系与他们所称的“自我恶化”(selfaggravating)体系非常不同，后者指那些失控的状况，如森林大火、吸毒成瘾、通货膨胀、核裂变，当然还包括全面战争在内——尽管学者们并没有引证这个例子。反过来，当体系内的主要国家间就它们参与其中试图维护的目标达成某种基本共识时，当体系的结构反映了在各成员之间的权力分布时，以及当成员之间存在一致的分歧解决程序时，自我调控机制最有可能发挥功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体系是否符合这些“稳定”的标准？当然，它最基本的特征——两极——保持完好，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军事强国之间以及与其最接近的竞争对手之间，就差距而言，与40年前相比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与此同时，不论是苏联、美国还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能力完全主导那一体系；1945年时体系内最活跃的国家在今天大部分仍然保持活跃状态。当然，对于“稳定”最令人信服的论据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表面看来，用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概念来理解我们过去40年的经历是站得住脚的。
但什么是自我调控机制呢？如何创造一种使机制得以运行的环境？与近代史上其他的稳定和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结构相比，那些机制及其运行的环境又有什么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存在什么样的条件会损害机制的运行，并使自我调控的体系转变为自我恶化的体系？战后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对这些问题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随之而来的是对这些问题的一系列推测，鉴于目前的知识水平，我所能做的也只是推测，但是这些推测的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我要强调一下，本章关注世界现在和以往的运作方式，并不是想对我们目前的困境进行开脱或加以证明。它也并不意味着排除了最终会向更好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一个兼具稳定性和较大正义性，且与现有体系相比风险较小的国际体系，我们也应该继续思考这些问题。但如果没有战争——没人希望有战争，那么国际关系的变化将会是渐次演进而非一蹴而就的。那意味着替代体系即便会发展出来，也很可能不会全盘否定现有体系，而更可能是从现有体系发展而来的变异体。所以，我们有理由去了解我们现有的体系，区分它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并试着强化它的稳定性以使其成为我们能适时而幸运地做得更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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