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68年，知识分子大都舍弃了出版社的守护，成群结队走向大众媒体——成为新闻从业人员、电视电台访谈节目的来宾和主持人、顾问、经理等等。他们不但拥有广大的阅听大众，而且他们身为知识分子毕生的工作都仰赖阅听大众，仰赖没有面目的消费大众这些“他者”所给予的赞赏或漠视。“大众媒体借着扩大接受的领域，降低了知识分子合法性的来源，以更宽广的同心圆——那些要求较不严苛因而更容易获取的同心圆——包围了职业的知识分子，而以往职业的知识分子是正统的合法性的来源。……大众媒体已经打破了传统知识阶层的封闭，以及传统知识阶层的评价规范和价值标准。”⑤
德布雷描述的几乎完全是法国当地的情境，是拿破仑以来那个社会中的世俗势力与帝国、教会势力斗争的结果。因此他所描写的法国景象很难出现在其他国家。以英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主要大学几乎无法以德布雷的方式来描述。即使牛津和剑桥的教师在大众领域主要也不是以法国式的知识分子为人所知；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出版社强大且具影响力，但出版社和旗下的作家并未形成德布雷所说的那种法国的精神家族。然而，德布雷的一般论点却是成立的：成群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公共机构结盟，并从那些机构中得到权力和权威。这些有机的知识分子随着机构的兴衰而兴衰——此处“有机的知识分子”一词系套用葛兰西的用语。
然而问题依旧存在：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不依赖、因而不受制于他或她所附属的机构的知识分子，是不是或可不可能存在（这些机构包括付他们薪水的大学，要求忠于党的路线的政党，以及智囊团——这些智囊团尽管提供研究的自由，却可能以更微妙的方式来妥协其判断、限制其批评的声音）？德布雷暗示，知识分子的圈子一旦超出了成分类似的知识分子群——换言之，当取悦阅听大众或雇主取代了依赖其他知识分子的辩论和判断时——知识分子这一行不是被废掉，就是必然受到约束。
我们再度回到我的主题：知识分子的代表。我们想到个体的知识分子时——我在这里的主要关怀是个体——究竟强调的是描绘此人的个性，还是把焦点放在此人身为一分子的团体或阶级？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影响我们期盼于知识分子对我们的发言：我们听到或读到的是独立的看法，还是代表一个政府、一个有组织的政治理念、一个游说团体？19世纪对于知识分子的代表倾向于强调个性，知识分子经常像屠格涅夫的巴扎洛夫或乔伊斯的戴德勒斯那样，是个独立、孤高的人，根本不顺服社会，因而是完全自外于社会定见的反叛者。20世纪愈来愈多的人士属于所谓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的团体（经理、教授、新闻从业人员、电脑或政府专家、游说者、权威人士、多家报刊同时刊载的专栏作家、以提供意见受薪的顾问），不由得使人怀疑作为独立声音的个体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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