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忆1945·国府还都》：
中日两军经过整整三个月的血腥拼杀，中国军队终于坚持不住。在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后，守军全线溃败。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于11月12日宣告失陷。首都南京直接暴露在日军的兵锋之下。因此，中国首都南京的“迁都”，被紧急提上了日程。在日军的隆隆炮声中，国民政府毅然做出了“迁都”的决定。
自1932年第一次淞沪战争“迁都”洛阳后，国民政府对于首都南京在对外战争中的安全问题，一直就有所考虑，对非常时期的“迁都”之举，也有所筹划。1936年，国民政府曾有过非常时期将政府迁往湖南株洲的方案。七七事变后，行政院长蒋介石曾亲自下达手令，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各院部实施动员演习及准备迁址办公”。行政院根据蒋介石的建议，又有过将首都移驻衡阳的考虑。随着平津的失陷，“迁都”之事更为紧迫。
早在7月25日，行政院长蒋介石就在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迁址办公的问题。随着战事在中国的不断扩大，迁址办公之事越来越紧迫。这时“迁往何处”又成了焦点所在。
8月4日，军委会举行关于卢沟桥事件的第二十五次会议，在这一次会议上，蒋介石的一个重要参谋、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向蒋介石提出：政府迁都何处？蒋介石不置可否。
军政部长何应钦则提出：“是否以迁往武汉为宜？”这只是一个试探性的提问。蒋介石仍没作正面回答。
8月6日，国民政府又有“大战爆发后，首都遭受敌人空军之激烈袭击，则迁往衡阳衡山”之议。但直到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时，“迁都”之事只是议论议论而已，并没有付诸实施。这时蒋介石的确有点着急了。
就在这时，四川省主席刘湘通过宋子文向国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蒋介石呈递了“建议中央迁川，以作长期抗战的准备”的建议书。蒋介石早就心仪四川了，见了这份建议书，心里好一阵激动，立即“深表嘉许”。这时，蒋介石的心里已经将重庆作为“陪都”的最佳地点了。几日后，蒋介石迅速命令何廉作迁都重庆的准备。这时，蒋介石才明确表示，以迁往重庆为宜。
这一次“迁都”的准备时间，比起第一次迁洛阳，还算是比较充裕的。但因上海战事的起伏，所以国民政府一直在观望中。10月下旬，上海战事再次吃紧后，南京城内已是人心惶惶，“迁都”之事才显得迫在眉睫了。
10月30日，国民政府在“子超楼”三楼会议厅举行国务会议，商讨迁都的具体事宜，蒋介石和党政军所有实权人物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在凝重的气氛中结束。次日，即以国民政府名义发表了宣言，昭告全军将士“国府决定迁都重庆，继续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
11月12日，上海战事再次吃紧，日军已进入上海市区。消息传到南京，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蒋介石立即专程前往国民政府拜见林森主席，具体会商“迁都”之事。蒋介石向林森汇报说：“上海战况不利，国军吃紧。四川以两年多的部署，近日整顿军政业已完成，作为民族抗战复兴基地，为国府办公理想之处。迁都之事，宜尽快进行……”林森表示完全赞成。两人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将“迁都”立即付诸实施，最终目的地是重庆。国民政府随即发布主席公告，进行“迁都”动员。军委会首脑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则频频举行会议，商讨“迁都”大事。
1937年11月16日下午，国民党中常会议决，由于战争的需要，国防最高会议代行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当晚9时，国防最高会议委员长蒋介石在城北的铁道部大楼主持召开代行国民党中政会职权的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设长沙……”由于日机的频繁轰炸，会议只得移至防空室中举行。
会议正在进行之时，林森一行赶到会场。与会者看到国府主席到来，都起立向他致敬。林森十分伤感地说：“诸位同志、先生，老夫我马上就要登舰出发西上重庆了，原来定的是白天启程的，但日机轰炸，只好赶夜路了。就此向各位告辞了。”大家相对无言，只是愣愣地看着这位七旬老翁。
临行前，林森双手抱拳，向大家作揖道：“我已是古稀老人，今世再回南京，不作此想了……但你们一定会抗战到底，坚持到最后的胜利的”。说到此处，林森已是老泪纵横。与会者再次起立，无言地向林主席致意。会场上的空气几乎要凝固。冷场了好一会后，蒋介石才开了口：“林主席，走就走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不要太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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