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序幕
甲午之祭（上）
军备——北洋舰队VS联合舰队
120年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深刻影响了两国近代以至现代史的命运。现在回头再看才发现：这场决定了两个国家两种前途和命运的战争，却是近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然而又是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洋务运动”的后果化为乌有，民族一系列灾难由此延展开来。战争双方装备实力与最终结局反差如此之大，令人深思。
北洋水师的实力
事实上，北洋水师是一支付出了巨大投入的舰队。有人统计过，不算南洋水师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水师就耗银三千万两。满清驻日本领事姚锡光在描述北洋舰队年度开支时说：“其俸饷并后路天津水师学堂及军械、支应各局经费，岁一百七十六万八千余两”。这还仅仅是北洋舰队的官兵饷项及后方开支等项。
另有统计说，清廷支付的舰船购造费便超过三千万两。再加舰船上各种装备器材的购置维持费、舰队官兵薪俸、舰队基地营造费、维持费，后路各造船修船局厂及官衙的开设维持费、海军人才的教育培养费等等，合而计之，清廷对海军的总投资约为一亿两白银。
这等于清政府每年拿出三百多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平均占其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强，个别年份超过百分之十。这样的数目与比例，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谓不高。
而且，其建立之初，即参考西方列强海军规制，制定了一整套较为严密的规程。至少从表面上看，其组织制度已经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十分严格的要求。
舰队的训练也曾经十分刻苦。琅威理任总教习时，监督极严，“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评价道：“其发施号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
舰队在装甲和火炮口径方面一直保持优势。排水量7335吨的定远、镇远两舰，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属于当时世界较先进的铁甲堡式，各装12英寸口径大炮四门，装甲厚度达14英寸。日方叹其为“东洋巨擘”，一直视此二舰为最大威胁。当时，日本加速造舰计划，搞出所谓的“三景舰”以对付定、镇二舰，但直到战时，仍未达到如此威力。
黄海大战中，定、镇二舰“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皆证明它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
据日方资料记载，黄海海战时双方舰只装甲情况如下:
铁甲舰 半铁甲舰 非铁甲舰
联合舰队 1 2 9
北洋海军 6 0 8
在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两百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日、中两舰队之间为11门对21门。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则有26门。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92比50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209比141占优。当然，因为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再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来说，日舰每小时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的那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将十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八节，不利争取主动，那么日本舰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失速亦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1894年5月下旬，距甲午海战爆发仅两个月前，李鸿章还亲自校阅了北洋水师，奏称“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于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
有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北洋海军自1888年后未添船购炮，已难以一战。但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不论就哪一个方面说，这都应该是一支在危机面前可以一战的舰队。
若不是出于此种自信，清廷不会在两个月之后毅然下诏对日宣战。
联合舰队的家底
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更看好大清。
心中无底的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三种方案，为胜败皆做好了准备：甲，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即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乙，未能歼灭对方舰队，不能独掌制海权，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丙，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沉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
三种方案，皆视北洋海军之命运而定取舍。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觉出自己海军力量的不足。
首先，日本海军的投入少于满清海军。据统计，从1868年至1894年3月，日本政府共向海军拨款94805694日元，约合白银六千多万两，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的60%。
其次，联合舰队的组建时间仓促。1894年7月19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刚刚编成。此时距丰岛海战仅六天，距黄海海战也只剩下六十天时间。其主力战舰多是1890年以后下水，舰龄短，官兵受训时间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后，舰队合操训练已经六年，多数官兵在舰训练时间达十年以上。
最后，联合舰队舰只混杂，有的舰只战斗力甚弱。据日方统计，联合舰队十二艘军舰参加关键的黄海海战，共计40840吨；北洋海军十四艘军舰参战，共计35346吨（我方大多数资料统计，北洋舰队参战舰只为十艘，皆不算开战后赶来增援的“平远”“广乙”两舰及两艘鱼雷艇）；日方在总吨位上的优势也是貌似强大。如西京丸，排水量4100吨，只有一门120毫米火炮，日方称其为“伪装巡洋舰”，实为一艘战前刚刚改装的商船，根本不适合作战。再如赤城号炮舰，排水量仅622吨，航速十节，被安排在尾随西京丸之后，以躲避北洋舰队的直接炮火。比睿舰则是一艘1873年购自英国的全木结构老舰，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使它看上去像一艘海盗船，完全不像一艘现代军舰。
这就是日本联合舰队的全部家底，并非不可战胜。
客观地说：中日海军，各有优劣，没有哪一方能够稳操胜券。所以当双方在黄海相遇，将拉开大战序幕时，为缓和其官兵的紧张情绪，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甚至下令“准士兵随意吸烟，以安定心神”。
一边倒的结局
1894年9月17日，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两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舰队遭遇，一场决定此后国运的大海战爆发。
战端一开，首先在舰队布阵上，北洋舰队就陷入了混乱。
提督丁汝昌与洋员汉纳根、泰莱商定“分段纵列、犄角鱼贯之阵”，到刘步蟾传令后，竟变为了“一字雁行阵”；接着针对日方的阵式，我方又发生龃龉，接战时的实际战斗队形摆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此种勉强之阵形，维持时间也不长，“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整矣”。
北洋旗舰定远舰首先开炮，一炮震塌飞桥，丁汝昌摔成重伤。“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遂无号令”。首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
这场命运攸关的海战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几乎始终在无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刘步蟾、林泰曾二位总兵，竟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战斗将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但升起的也只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指挥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
其次，作战效能低下。先击之不中，后中之不沉。在有效射距外，总兵刘步蟾就命定远舰首先发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重伤了丁汝昌。战斗掉队的日舰比睿号，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在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不中，其侥幸逃出。火力极弱的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发四炮，两炮未中；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三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为四十米，竟也无一命中，又侥幸逃出。仅六百余吨的赤城号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前炮弹药断绝，大樯摧折居然也不沉，又侥幸逃出。
战场上的北洋海军如此失序失态，完全像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而组建时间很短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队形不乱，“始终信号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
双方舰队的实力与战绩相较，是极不相称的。庞大的北洋舰队，如战后清臣文廷式所指——“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
势均力敌的对手，一边倒的结局，出乎所有事先的预料！
甲午之祭（下）
军魂——军风与军纪
自从战争与人类社会相伴以来，还没有哪一种力量像海军这样，尤其检验一支军队的整体实力，也没有哪一种兵器像军舰这样，每一个战斗动作的质量都是全体成员战斗动作质量的总和。战场决定胜利，战场却不能孕育胜利。胜利只能孕育在充满单调乏味训练的承平时期。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支舰队平时的训练就已经注定了战场上的胜败。
腐化与混事的军风
同治年间，考察西洋归来者记载观察到的西方海军训练情况:“每船数百人，终日寂然无声。所派在船分段巡查者，持枪往来，足无停趾。不但无故无一登岸者，即在船亦无酣嬉高卧之人。枪炮、器械、绳索什物，不惜厚费，必新必坚，终日淬励，如待敌至。即炮子之光滑，亦如球如镜；大小合膛，皆以规算测量，故其炮能命中致远，无坚不摧。虽王子贵人，一经入伍，与齐民等，凡劳苦蠢笨事，皆习为之。桅高数丈，缘索以登，必行走如飞。尽各兵之所能，方为水师提督。行伍之中，从无一官一兵，可以幸进。”
这就是战斗力。只有这种由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严谨的作风培养出来的军队，在关键时刻才能迸发出顽强的整体合力。现代战争之勇，必须以高超的作战技能为基础，借助精确熟练的操纵使用战争兵器来体现。一支连舰炮都能用来张晒衣裤的舰队，即便战时再勇再不怕牺牲，对形成有机合力来说也为时晚矣。
而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早已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这支海军的缔造者李鸿章却以“武夫难拘绳墨”为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还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厕身其间。
满清兵部《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二是做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曾说:“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
另外，舰队后期实行每艘军舰的经费由管带（即舰长）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迅速沉没。
至于舰船不做常年训练而挪作他用，则早已不是个别现象。“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在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中大部分是福建人。黄海之战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舰队的腐败风气，很快发展为在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
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十二英寸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两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这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二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就此一项，北洋舰队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立成乌有。
谎言与自欺的军纪
黄海海战之前的丰岛海战中，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丁汝昌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中，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却奏报成“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诸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为掩盖失败而说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循，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而昏聩的清廷也当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由此给予北洋海军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这种严重的自欺欺人加剧了清廷上下对局势的错误判断。
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都未中止。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具体是“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
1895年2月，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又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知此讯，遂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在艰难的威海围困战后期，这支军队更是军纪全面崩溃。先是部分人员“临战先逃”，后来发展到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逃遁。
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船，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遁。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艇跨触横档而碎，余沿汀西窜，日舰追之。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脸地被毁灭了。
最后是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水手弃舰上岸，陆兵则挤至岸边，或登舰船，求载之离岛”。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兵士们拥来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
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
这支投入巨资兴建、前后多年操练、声名显赫一时的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军风至此，军纪至此，胜败早定，不由不亡。
胜利青睐千锤百炼的军队
甲午之战，时间往后推移40多年，1936年，中华民族再次面临日本这个恶邻入侵之时，一张表格呈现了该年年底世界各大国陆军力量比较。
当时，中国陆军220万人，世界第一；日本陆军25万人，世界第八。此时距“七七事变”仅差半年多一点。半年以后，世界第一几乎亡于世界第八。
而如将甲午之战的时间往前推移30多年，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用了多少兵力？英军18000人，法军7200人。区区25000来人竟然能长驱直入，在一泱泱大国首都杀人放火，迫其皇帝天不亮就仓皇出逃“北狩热河”，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恐怕也算一项纪录。
1900年，英、法、德、俄、美、日、奥、意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国家倒是不少，拼凑起来的兵力却不足两万人。虽然京畿一带清军不下十几万人，义和团拳民更有五六十万之众，但是仍然无法阻止北京陷落，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这或许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又一项纪录。
我们声讨帝国主义的凶残及其侵略成性、掠夺成性、喋血成性，我们诅咒旧中国统治者的腐败透顶、卑躬屈膝、丧权辱国。面对那部民族屈辱史，我们长叹不已，挥泪不已，心潮澎湃不已，但这还远远不够。战争是从来不讲道理的，不一定谁有理谁就得胜。战争只讲究实力。
无先进武备无法一战。有先进武备，胜利便唾手可得了么？
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7335吨的铁甲舰定远、镇远，是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大清陆军之毛瑟枪、克虏伯炮，也绝不劣于日军的山田枪和日制野炮，为何败得如此之惨？
胜利如果仅仅是人力与物力的算术总和，旧中国的军事，又何至败得如此之惨？
自战争诞生出军人这种职业，它就不是为了承受失败的。军人生来为战胜。但战争法则如钢铁一般冰冷。战场的荣辱不是军人的选择，而是战争的选择。一支平素耽于虚荣而荒于训练、精于应付而疏于战备的军队，一支无危机感无紧迫感的军队，一支没有枕戈待旦精神的军队，一支军纪废弛、腐化自欺的军队，兵力再多、装备再好，也无有不败。
人要有点精神，军人最宝贵的精神就是胜利精神，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除去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这样的军人才是国家和民族的无价之宝。没有这样的军人，我们到哪里去发掘人民军队过去制胜的精髓和未来决胜的根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这样一批人为之献身，怎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军人皆梦求胜利，但不是所有人都舍得为胜利付出代价，也不是所有人都舍得为胜利燃烧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胜利的给予总是那么吝啬，因为从古至今，胜利只青睐千锤百炼的军队和千锤百炼的军人！
反思“耻”而后勇
面对使中国遭到空前屈辱和失败的甲午战争，是纪念还是祭奠？
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9月17日，大东沟海战。11月7日，大连失陷。次年2月17日，北洋水师在威海全军覆灭……纪念也好，祭奠也罢，到底该以哪一天做这个沉重的纪念日呢？哪一天都是流血的创口。
为了记住国耻，要记住甲午。知耻而后勇，首先要知。不对“耻”进行艰难、沉重的思索，就不能期望勇会来得多么猛烈、多么持久。记住它，你从历史中采摘的就不只是几枝耀眼的花朵，还有熔岩一般运行奔腾的地火。
军界有句名言：胜利是无可替代的。那么，同样我们可以说:失败是不需要掩盖的。并非邓世昌一句“撞沉吉野”，我们就可将光荣的花环斜挎在胸前。作为军人，更应记住那锈铁一样斑驳的悲怆事实:吉野未被撞沉，致远号却被一枚鱼雷击沉。
不知道有多少教训、创痛和遗憾，随同那支舰队沉入海底。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反复打捞搜寻，一百多年过去了，以一个多世纪的光阴来思索，时间不能算短。上个世纪末风云变幻，这个世纪末依然风云变幻。今天追忆甲午，我们并非仅为朝烟波浩渺的黄海投下几枚孤寂的花圈，而是要通过那个空前惨痛的教训，记住我们神圣的使命：
锻造军备军魂，保卫祖国安全，捍卫民族尊严！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