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这是一条不归路？
一、历史的阴影——翼王覆灭的悲剧
当年的石达开踏上这条不归路，乃夙愿也，亦无奈也。
石达开图川之志久矣。早在太平天国初期太平军由桂入湘之际，石达开在对天王和东王的奏折中，就有图川之议，然因当时天国领导层对进取江南的战略目标非常投入，该议遂被搁置而未予重视。天京事变后，石达开率所部在皖赣浙闽湘广诸省转战两年有余，征程数万里，大小数百战，屡战屡败，屡败屡走，人困粮乏，颠沛流离，终无立锥之地，经营之所。
达开遂重萌图川之念。
石达开此时图川之战略设想，与七十二年后那支戴红星、背斗笠、穿草鞋的队伍，非常相似。
——进入四川，袭取成都，建立根据地。
其目的也如出一辙，结束“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生存状态。
为达此目的，1862年1月下旬，石达开率部由湘西北龙川进至鄂西南的咸丰，后又经利川转向西进，沿长江辗转征战，力图寻找清军设防空隙渡过长江，直趋成都。然因清军统帅、四川总督骆秉章对石部意图洞若观火，处处重兵设防，石部沿长江在川滇黔转战了近一年，屡经挫折，终未遂所愿，实现“击破清妖防堵，渡长江以图川”之战略目的。
1862年9月底，石达开在川黔边境的东溪镇（今重庆市綦江区）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三路奇袭成都”的长期军事计划，即分兵三路，由赖裕新、李福猷各领一路，分两路从贵州绕道云南，以赖部为先锋，设法抢渡金沙江；石达开自领主力为一路，仍从叙府以南地区进军，约期在金沙江以北的木川司（今四川省沐川县）会合，合力共取成都。
1862年12月31日，石部先锋中旗赖裕新率众万余，从云南昭通米粮坝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宁远府境（今凉山彝族自治州）。1月31日，进抵会理、德昌，3月15日进攻宁远以吸取清军主力，策应主力渡江。而后欲经越嶲彝族区趋大树堡渡口抢渡大渡河，但途中先于21日在冕山先遭重挫，24日后又在中所与越嶲之间的深沟四川省汉源县地名领导小组1983年编印的《汉源县地名录》称“深沟”为位于今汉源县河南乡的大湾村，似不确，且该地名录对这场战事的陈述与史载多有不符，故不予采信。根据崔之清主编的《太平天国战争全史》中关于战事的陈述称，赖部遇伏地点为中所与越嶲之间的“小相岭白沙沟”，笔者详考后认为此地应为现四川省越西县大花乡西南的深沟。被彝族土司岭承恩所部伏击，激战中，赖裕新牺牲。余部由旗帅郑永和率领，于3月31日在大树堡击破地方团练抵抗，并以布匹连接船只充作浮桥，顺利渡过大渡河。4月5日绕过清溪（当时的汉源县城），翻越大相岭，进占荥经。9日，进占天全。15日，进入邛州高家场，再度被穷追不舍的清军猛击，又撤向大邑、崇庆、温江。而后，又在步步紧逼的清军追击之下，被迫改变原定经峨眉、乐山，策应主力进取成都的计划，改经什邡、德阳、罗江、绵阳、平武北上以求生路。
这支屡遭重挫的先锋部队虽然顺利渡过了大渡河，但却在清军紧追之下被迫北走，所以并未起到牵制清军策应石部主力的作用，反而使清军了解到石部主力的行军计划，从而加强了这个地方的戒备和防务。
1863年4月15日，石达开率众四万余人，从赖裕新渡过金沙江的同一地点进入四川。沿途击溃地方团练和少数清军的阻挡，攻占重镇河西，驻节樟木箐。而这个时候，先锋赖裕新残部已被清军驱至川甘边，清军主力也得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石达开部主力。
石达开驻扎樟木箐时，曾向当地人士征询进军路线。士人赖由诚献策：欲取成都，必越大渡河。而趋大渡河边之路线有二。一为大道，经越嶲、海棠，直到大渡河边的大树堡——此为赖裕新进军路线；二是小径，经冕宁、大桥、拖乌、铁宰宰，直到大渡河边的紫打地。大路略远但平坦，小路略近却险窄。
石达开思忖，赖裕新所率领的中旗队伍走的是大路，沿途清军与彝兵必然有所防备；小路虽然险窄，然设防必定薄弱。
遂决定，行小路出奇兵以趋紫打地，冲过大渡河。
这条路，大致也就是七十二年后中央红军选择的进军路线。
清军统帅、四川总督骆秉章自称，达开此举，早在其预料之中。
骆帅在对朝廷的请功奏折中称：
……此次中旗败匪，足不停趾，昼夜狂奔，预料石逆在后，必谓我军皆已追中旗一股，不暇回顾，乘势急进，使我骤不及防。臣揣度既审，自当以严扼险隘，毋使阑入。……臣急调总兵萧庆高、何胜必湘军中左中右两军兼程驰赴雅郡荥经以为后劲，以防奔逸；并札饬邛部土司岭承恩带领夷兵，将越嶲大路各隘口扎断，迫贼使入夷地小径，即从后包抄，以绝回窜，并售赏岭承恩、王应元土夷各兵银物，以昭激劝而资得力。面面张罗，层层设守，乃三月二十五日（注：公历5月12日），唐友耕、蔡步钟等驰至河边，布置甫定，而石逆果拥众三四万人，绕越冕宁，知越嶲大路有汉夷各兵扼截，遂由小路于三月二十七日（注：公历5月14日）通奔土千户王应元所辖之紫大地。
虽不无为邀功而自我打粉之嫌，但其所述，应该说大致还是属实。
骆秉章确实作出了对付石达开趋安顺场而渡大渡河之部署：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在大渡河13个渡口设防，雅州府知府蔡步钟募乡勇驻于宰羊溪至安靖坝等处，云南提督胡中和率所部分驻化林坪至瓦斯沟一线，以为声援，副将谢国泰布防猛虎岗，以防石达开沿河而趋打箭炉（今四川省康定市）。同时，“解银千两分赏松林地土千户及邛部土司岭承恩等”，并允诺：击败太平军后，“所有资财悉听收取”这一通打点，后来是产生了相当大的效果。
不过，在开头那段日子里，骆帅对黑彝土司们的这通打点的效果，还不大能看得出来：太平军“声势浩大”且军威赫赫，而且还基本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黑彝们也基本上保持了与“天兵”相安无事的共处状态——石达开进军之前，遣人沿途张贴文告：“满清异族，荼毒中华已极。天王拔举义师，大张挞伐。天兵纪律之师，望所到之处，约束所属百姓，切勿听信谣言，滋生事端”转引自史式：《太平军在四川》，第31～3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并以重金送达各路土司头人。而沿途土司头人，一则慑于翼王大军声威，二则顾虑自身根本利益，多数听从了石达开的劝谕，与太平军相安无事。少数垂涎于太平军辎重物资而见利起意者，亦为身经百战之优势太平军所击破。
太平军进入和通过冕宁彝族聚居区，那还是相当顺利的。
1863年5月14日，太平军先锋占领紫打地。
大渡河，横亘于前。
大渡河，古名涐江，亦称铜河，发源于青海高原，汇流于大小金川，由西北而走东南，至嘉州而汇岷江。两岸雪山绵亘，峰峦重叠，每至化雪季节，千里激流，倾泻而下，汹涌澎湃，石走雷奔。因水势凶险，难以架桥，复以水寒彻骨，不可泅渡。两岸之间的交通只靠少数渡口与铁索桥维持，自古称为天堑。
紫打地——也就是今天的安顺场，是大渡河边当时一个只有几百人口的小镇。此地原是清朝越嶲厅西北境的一个市场，归松林地土司王应元管辖。紫打地形势险要，前亘大渡河，左濒松林河，右临老鸦漩（南桠河与大渡河汇合处的回流漩涡，今四川省石棉县城附近），东南方向峰峦重叠，山势险峻，兵力难以展开和回旋，乃易受包围伏击而难行反击之所在。
山川险隘，河流壅塞，进退艰难，辗转失据。
兵家视为畏途，死地也。
置之死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
然而，百战名将石达开令人不可思议地盘桓三日而无“疾战”，坐失了摆脱被动的一线机会。
太平军抵达紫打地之时，骆秉章原部署于彼岸拦截之唐友耕军尚未到达（按骆之奏折，唐部已于5月12日先期到达。但笔者根据行程折算，主力尚在邛州的唐部赶到安顺场的时间不可能有那么快——估计最快能赶到安顺场的清军应该是上游驻化林坪的胡中和部，驻下游的蔡步钟部），位于松林河索桥阻截太平军的王应元部之彝兵亦不过两百余人。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防堵一方虽有兵力优势，表面上看态势主动，但大渡河中下游数百公里长，西起泸定以南，东止峨边以北，自上至下，有咱威、海耳挖、安顺场、安靖坝、农场、八排、大冲、大树堡、万江场、临河坝、水打坝、挫贾村、杨村坝、瓦空坪等十四处渡口，其余地方均阻于峻崖峭岩。对手究竟从何下手，在通常情况下，防堵一方未必就能未卜先知。而处处设防，必然兵力分散，变作处处不防也未可知。更何况，当时的唐友耕部因追击石部先锋赖裕新部后尚在邛州一带休整，而骆秉章虽对石部主力计划有所预计，但却不曾料到石部行动会有如此神速——他也是在石部主力到达紫打地后才得到报告的。而唐友耕部主力得到骆秉章传檄后再星夜兼程从几百里外的邛州赶到大渡河畔，最低限度也得有一周之迟滞。
于是，算计很周到的骆秉章与算计不很周到的石达开之间，至少有了三天的时间差。
这相当于给了石达开一个机会。
彼时彼刻，石达开至少有两种选择。
一是迅速征船造筏，抢过大渡河。
此时彼岸尚无清军主力，三天时间，石部主力渡过万余兵马当无问题，而三日后赶到的胡中和军、蔡步钟军，也不过八千余人，陆战接仗，未必是能征惯战的太平军之对手。
二是迅速抢过松林河，溯大渡河而上，直扑泸定。或夺泸定索桥经天（全）芦（山）雅（安）而趋成都，或走康定以在广阔空间寻求新的机动。彼时松林河乃一宽不过二三十米的小河，虽然河上索桥已被拆除，但仍可徒涉。彼岸守军不过是王应元部两百余名彝兵，以石部战力倾力一击，喻以“以石击卵”，当属正常。
然而，恰恰在这当口，老天爷帮了石达开一个大倒忙。
石部到达紫打地的第二天，大渡河河水陡涨数丈。
石达开向居民询及水情，当地人称，时非雨季，河水数日后将退去。
石达开放下心来，即令将士休整筹粮，以待河水退去后渡河北上。
三日后水势稍缓。
然而，此时此刻，大河彼岸，清军疾驰而至；松林断桥，“汉彝兵勇云集”。
“达开欲退出险，遣人回视隘口，则土司已断千年古木六大株，偃地塞路，上有夷兵把守，难以退出。欲觅两旁小径，又皆千仞绝壁，无从攀登。”
石达开，兵困紫打地。壮士犹作困兽斗！
5月17日，太平军千余人沿大渡河发起抢渡，未果。
5月21日，太平军五千精锐“左手握矛，右手挽盾，披发赤足，腰悬利刃”，分乘数十艘木船竹筏，轮番发起抢渡，数万名太平军将士在岸边摇旗呐喊，擂鼓助阵，“声震山谷，惊天动地”
清军炮火猛烈，弹如雨发，且水势迅猛，浪遏飞舟，太平军木船竹筏或触礁沉没，或中弹起火。
五千精锐，无一生还。
抢渡亦未果。
石达开无奈，转而抢渡松林河，以图转道北上泸定，西走康定。
5月22日，太平军将士口衔利刃，手执竹竿，沿松林河岸数处徒涉抢渡。
松林河虽为小河，然水急如箭，水寒刺骨，河中乱石累积，漩涡丛生，太平军将士拼力涉达彼岸，已精疲力竭，手僵足硬。而王应元部兵卒长枪结阵，以逸待劳，将太平军将士纷纷刺倒于河中。
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松林河抢渡又未果。
要了石达开命的松林河
屋漏偏遭连夜雨。
正当石达开殚精竭虑抢渡大渡河、松林河之际，土司岭承恩又趁火打劫，与清军都司吉庆部联手，不断偷袭太平军马鞍山大营，劫掠粮草辎重。而清军唐友耕部主力也陆续赶到大渡河，从而使太平军再度抢渡成功的概率，基本上变成了“零”。
5月29日，清军及夷兵“从上压下，达开猝不及防，伤亡数百人，马鞍山失守，粮道遂绝”
“达开乃缚书于箭射投王应元，许赠良马二匹，白银千两，请其让路，王应元不应。又以金请岭承恩缓攻，而承恩攻益急”。不日，太平军粮草尽失，只得以草根树皮和宰杀战马充饥，以致连鞍辔也煮食一空。石达开“愤极而思怒斗”，又屡次大举抢渡，然已属强弩之末，虽倾全力而终难遂愿。
6月9日，石达开率余众六千余人突围东走，于6月10日到达利济堡，却为陡涨的南桠河所阻。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兵临绝境，起死无望。
太平军将士人人悲愤填膺，热泪长流。
想当初，倒海翻江等闲走；看如今，小河沟里翻大船。
伤患们相拥痛泣，联袂投河。
翼王王娘王妃五人亦携二幼子投河殉节。
6月13日，石达开为保全余众，自入清营“献死”，欲行诈降之计，以图东山再起。
可惜翼王之想，再次就了骆帅之谋。
诈降之计，与“诱降”之策，相互吻合，彼此接轨。
一场悲剧，拉上了帷幕。
1863年6月19日，清军“火箭为号，会合夷兵，将伪官二百余名，悍众二千余名，同时围杀”。
1863年6月26日，石达开被骆秉章以“凌迟极刑处死”。
史载：达开“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其枭杰之气，见诸眉宇”，“至死亦均默然无声”。
翼王时年三十三岁。
时人叹曰：“真奇男子也！”
矗立在今石棉县南桠河口的石达开塑像
七十二年后，一支高举镰刀铁锤红色军旗的队伍，踏上了这条“翼王故径”。
他们踏上的，又是一条不归路？
二、现实的雾霾——蒋介石的决心和意志
1935年5月上旬，渡过了金沙江的中央红军实际上面临着与石达开同样的选择。
——到哪里去？怎么去？
他们头上不光是罩着历史的阴影，还有现实的雾霾。
到哪里去的问题，实际上早在渡过这条大江之前就已经决定，而且是别无选择。
——渡江之前的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就发出过指示：
甲、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乙、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这里所言的“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指的就是遵义会议的第一个决议：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议在几个月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计划受挫之后曾被迫予以放弃，而改取“在川滇黔边机动作战”的方针。此后，在毛泽东等殚精竭虑地运筹指挥下，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战略大机动，暂时摆脱了敌军围追，形成了一种相对有利的战略态势，“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这个方针又有了再度实现的可能。
对于这样一种有利的态势，就连对毛泽东成见很深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专家李德，都坦率予以了承认：“我们采取了巧妙的军事策略，终于成功地渡过了构成滇川省界的金沙江，到达了北岸。……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
的确也是如此——虽然当时在这支队伍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相对来说认识比较清楚的，还是当年毛泽东那位老对手——手握雄兵数百万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应该说，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进入川南，在战略态势上并非没有预见——中央红军自土城失利后转战川滇黔的这几个月里，他就曾多次对金沙江方向拉响过警报，也曾组织策划过多次“聚歼共匪”的围追堵截行动。如，聚歼“共匪”于赤水河流域，聚歼“共匪”于乌江流域，聚歼“共匪”于北盘江流域，聚歼“共匪”于滇东地区……
然而这一系列的围追堵截行动所得到的效果却是：“聚歼”良机每每伸手可及，又每每转瞬即失！蒋介石及其麾下诸侯几乎所有的判断和部署，大都在大功即将告成之际，就被对手一番出乎意料的动作，顷刻瓦解。“捷报”时时传，“朱毛”天天“窜”，“窜”来“窜”去，竟然“窜过”了金沙江……
当然，要说这位“蒋委员长”在被“朱毛”屡屡愚弄之后还对“剿共”的意图抱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心，这也的确让人钦佩。比如4月间“朱毛”兵临贵阳虚晃一枪，被愚弄了的委员长仍然能一团高兴地摆酒设宴（注意，这是“破例”——蒋介石推崇“新生活运动”，设宴从不摆酒），款待前来解“围”的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的旅以上官长，而且在席间仍然对部属表现出一派踌躇满志和信心满满：“这次的追剿，与国军在江西围剿时，情形大不相同。我们一定能够解决他们，你们必须有信心。目前一般人判断共军的动向，第一，窜回老巢，我看公算不大。第二，北窜四川，那里山高水急，人烟稀少，石达开就没有成功，我看也值得研究。第三，盘踞盘江八属（注：贵州与云南交界的安顺、盘江等八县），照目前情况看，也不可能。总之，共军已陷入我天罗地网之中，我们就是要穷追猛打，不使其有喘息机会。” 可没过多少天，“朱毛”却西渡北盘江，一下冲进了滇东。
蒋介石不是糊涂人儿，当下就明白“朱毛”这是想干什么了——这不就是几天前他预测的那个“值得研究”么？于是，他又再度向金沙江拉响警报，并驱动各路人马紧赶慢赶，又盘算着要“聚歼朱毛股匪于金沙江畔”了。然而滇军主力早在此前就被“朱毛”调出了滇境，已然掉在了“朱毛”之后，滇境内已无能阻拦“朱毛”去路的人马。而“朱毛”又在昆明故伎重施虚晃一枪，转身就直奔金沙江畔的渡口，大摇大摆从容渡江，把蒋介石及其麾下诸侯一干“追剿”大军扔下了至少一个星期以上的行程。而按蒋介石命令赶赴金沙江下游宜宾附近的川军杨森部主力布防甫定，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儿，一番折腾却在顷刻之间又化作了无用功。
蒋介石心里明白：自己又一次被“朱毛”涮了！屡屡在自己穷追之下快穷途末路的“朱毛”，又一次从自己数十万大军的包围中安然脱身了！他们又一次摆脱了世人看来几无生机的生存危机，从自己手中硬抠出一个“时间差”——他们不仅得到了一个舔伤裹创喘息打盹的机会，而且又一次获得了走向新生的极好机遇！他们和他们的另一群伙伴，从遥遥相望中，越来越“靠拢”！而自己一时半会儿真还就抽不出多少兵马直接去搅和……
“剿共”始终是蒋介石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就算被人涮多少次，人们也很难从他脸上读出“沮丧”二字。能从接二连三的失望中迅速解脱出来，保持乐观、恢复自信且拿定主意，这还真是他一个相当励志的个人品质。
这不，中央红军刚奔向金沙江那几天，蒋介石就已经对他们的战略走向作出了判断：
朱毛残匪，在滇东由嵩明向武定、元谋窜走，企图渡过金沙江，与徐匪合股已明。
就在中央红军开始过江那天——1935年5月3日，蒋介石就已经在作下一步的盘算了：该怎么去断了两大“赤匪”合股的念想？在这一天里，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受他的旨意给川军诸侯铺排的任务是：
一、雅安由刘文辉负责，赶筑广大之飞机场，限月底完成，其场幅，或六百米见方，或八百米见方，均可。
二、松、理、茂、懋，及雅、宁（西昌）各属地区，应择战略、战术上之各线、各点，如雷波、昭觉至会理，与沿大渡河、雅河各线及各重要城镇、隘路口，均须赶筑碉堡工事。
三、对上列各地区之土番夷人，应速派员分往宣传其土官土司，使其号召，为我所用，并令其派兵协助防剿及坚壁清野。
四、松、理、茂、懋地区，归邓锡侯；雅、宁各属归刘文辉负责办理。
五、灌县及水闸，应赶筑碉堡，派兵驻守。
六、着别动队总队长康泽，立即派队分往上列各地区，负责指导组织民众及筑碉事宜。
看见没有，盘算得很超前啊！北拒“徐匪”，南挡“朱毛”。
当然，还有类似于当年骆秉章大帅针对石达开的那番打点：“对上列各地区之土番夷人，应速派员分往宣传其土官土司，使其号召，为我所用，并令其派兵协助防剿及坚壁清野。”
作完这番盘算铺排的蒋介石有理由认为，此乃聚歼“朱毛匪众”之良机。
委员长为“剿灭朱毛股匪”策划了一个名为“大渡河会战”的蓝图，准备以十余万“追剿军”的强大兵力，辅以大渡河沿岸四万余众的川军，将这支不足三万人的饥疲之师压迫至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的狭窄地域，予以彻底剿灭。为此，蒋委员长晓谕“追剿军”各部：人人洞悉七十二年前石达开率师十万尚败亡大渡河之故事，而今共匪入此汉彝杂居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状况远非石达开可比，势必蹈其覆辙，尤望各军师长人人效法当年骆秉章生擒石达开之壮举，与友军同心协力，于大渡河两岸南北夹攻，将“朱毛匪众”予以聚歼。
这与当年骆秉章扑灭石达开之期望值，完全一致。而按双方本钱来计较，这期望、这决心似乎合情也合理，当然也无可厚非。这大概就是“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之由来——也是罩在中央红军所有战士头上的一片浓浓的雾霾。
不过，纸上的东西毕竟是纸上的东西，真正要付诸实施落到实处，蒋介石要面对的麻烦，一点也不比“朱毛”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