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岁的青年保罗·鲍默和同学在学校老师的激励下，结伴志愿参军投身战争。来到前线的保罗目睹了战争环境的恶劣与战争对人的摧残：你得应付战壕内抢食的老鼠，你得习惯在炮火中做煎饼，你得警惕随时可能遇到的空投炸弹；为了自卫，大家对不认识的人开炮；为了助人解脱，大家对生命垂危的战友开枪……这种非人道性湮没了他的“爱国主义热忱”，留下的只有肉体的伤痛和无尽的精神的折磨。
保罗于1918 年10 月阵亡。军方报告对那天的概述只有一句话：是日，西线无战事。
我们正在前线后方五英里处休整。昨天我们换防离开阵地，现在饱餐了一顿牛肉炖菜豆，心中充满惬意与安宁。每个人还装了满满一饭盒留着晚上吃；而且香肠面包可双份供应，感觉可爽了。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般走运了。那个长着一头红发的炊事员求着我们吃饭，拿着长柄勺朝每个经过的士兵招徕，慷慨地给他舀出一大团。他着急把锅里的东西清空，好用它煮咖啡，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查登和穆勒不知从哪儿找来两个洗脸盆，把它们装得满满的，当作储备口粮。对查登来说，这是大快朵颐；对穆勒来说，这叫有备无患。查登吃下的东西都到哪儿去了实在令人费解，因为他瘦得像根芦柴棒，一直如此，以后亦如是。
更重要的是，香烟的供应加倍了。每个人分到了十根雪茄、二十根纸烟和两团咀嚼烟草；这才像话嘛。我用自己的咀嚼烟草与卡钦斯基交换他的纸烟，因此，我总共有四十根纸烟，够抽上一天了。
确实，我们没有权利得到这种意外享受。普鲁士人可没有这么慷慨，这全都多亏了他的计算错误。
十四天前，我们被调防到前线。我们把守的阵地风平浪静，因此，留在后方的军需官调配了平时为全连一百五十人准备的物资与伙食。可到了最后一天，我们遭遇了一波出其不意的攻势，英军以猛烈的炮火不停对我方阵地狂轰滥炸，因此，我们伤亡惨重，只有八十人活着回来。
昨晚我们回到后方，总算能睡上一个安稳觉。正如卡钦斯基所言，要是能多睡会儿觉，这场战争其实并不算太糟糕。我们在前线根本睡不着，连续把守阵地两周委实太久了。
我们一觉醒来，挣扎着走出营房已是正午时分。半个小时后，大家都拿着饭盒，聚在炊事房前面，诱人的油脂香味在空中弥漫。排在队伍最前头的人当然最饥饿难耐—有小个子阿尔伯特·克洛普，他是我们当中最聪明最有想法的人，因此，他头一个当上准下士；有穆勒—我们学校里有五个学生名叫穆勒，他是其中之一—他随身带着课本，做梦时都想着考试，在遭遇敌军狂轰滥炸时仍念叨着物理定律；还有莱尔，他蓄着络腮胡子，对军官妓院里的姑娘们念念不忘。他信誓旦旦说，按照军令规定，她们在接待上尉及更高军衔的客人时得先洗澡，还得穿上绸缎内衣；而第四个是我自己，保罗·鲍默。我们四人是同班同学，年龄都是十九岁，结伴志愿参军投身战争。
我们身后是几个朋友：年纪和我们一样大的查登，锁匠出身，瘦得皮包骨头，却是全连最能吃的人，他坐下来吃饭时，身形瘦得就像一只蚱蜢，起身时肚子鼓得就像一只怀孕的虫子；还有赫伊·韦瑟斯，也和我们同龄，挖泥煤出身，他那只大手能轻松抓起一块面包，然后问别人“猜猜我手里拿着什么？”；接着是德特林，农民出身，一心只惦记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和老婆；最后是我们的老班长斯坦尼斯洛斯·卡钦斯基，他四十岁了，久经战场，为人精明，性格坚强，脸上颇有风霜之色，长着一双蓝眼睛，耷拉着肩膀，天气好坏、食物优劣、活儿轻重，他全都了然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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