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
时势迥异也。从前东洋、印度各国从不产茶，每有所需，必资中国。而今出产多于中国数倍，年盛一年，悉用机器收采、制造，日渐精美，且成本轻，而价目廉，运费近而花销少。推原其故，皆因皖南茶捐重，折本歇业者多。种茶贫民每年茶市滞销，苦不聊生，迫不得已将茶芽、茶苗、茶子价卖东洋，运赴外洋，栽植成丛。复于茶盛时，又出重资招雇华人，往彼工作，其茶味无异中土，其地又近外洋，交易甚便，税饷悉除。现视为利薮，群趋之若鹜。彼则愈推愈广，此则愈滞愈困。从前洋人所必需之茶，今则可有可无。如彼歉收，则华茶尚可保本；倘彼所收丰盈，则视华茶为粪土。价值低昂，操之洋人，商等毫无把握。窃思茶课聚为军饷，茶利散归外洋，其害伊于胡底乎？
财力迥异也。军兴以前，民间休养生息，历有年所。凡以贩茶为业者，多系殷实之家，自出资本，且取税少，而成本轻，价又高昂，故畅销易，而运茶踊跃。茶既多销，产茶之处，人功倍植，滋养亦无不尽力。迨至兵燹后，民间凋敝，贩茶者资本多系借贷，且贷于洋商者正复不少。近年又值价低销滞，虽蒙大宪洞悉商艰，先后减去捐银四钱，而频年来销路未畅，商人之改业者十居六七。产茶之处，民力亦渐颓惰。若再加课，利源将壅。即如光绪五、七两年减捐，较之光绪元二三年茶税增多，盖捐银减则成本轻，销路易畅也。可见减捐与未减捐，收数无异，且于正项有增，是即于恤商之中已获招徕之效，且即于畅销之际，阴寓鼓舞之权。如谓加课，可济军需，课加则成本重，成本重则茶不轻做，亦不轻售。即产茶之处民力荒，茶出日少，将徒有加课之名，无加课之效，财力之不赡，势固有必然者。
请奖与不奖励迥异也。从前茶捐例开捐票，可以请奖，并可移奖。如票银一两，能获移奖银多少不等，则捐票犹可收回，移奖银两不无小补，勉力输将。今筹饷例各省皆撤，而皖南茶捐仍收。是此项捐银，既不准请奖，又无从移奖，名虽减四钱，暗实亏八钱。是茶捐已停奖例，复收捐银八钱并课厘，共收二两八分。不但与原定章程两歧，且与停捐部例相背，商人已吃暗亏不少，而况部议，又欲改厘为课，加至七两八钱之多，则商人之吃亏永无了期矣。
皖章与楚、浙茶章迥异也。查楚、浙茶，当军兴定章时，每引计捐厘有二两成数。迨军务一靖，即先递减。现在完银数目，两湖茶每引完银一两二钱五分，浙茶每引完银一两，何以皖茶仍完银二两八分，畸重畸轻，若此之甚。况楚、浙茶均系土产，其采办同属洋庄，其销路同属上海，其价目同属时值，而完银数，浙、楚茶每引较皖南茶少八九钱，皖南茶每引较楚、浙茶多完八九钱。天下一家，何若是偏枯乎？今又议加课，则皖南之商苦上加苦矣。
以上各情，均系择要据实直陈，商等并未敢丝毫虚捏。其艰苦情状，尚有非楮墨所能上达者。宪局近移在屯溪，为茶庄聚汇之处，茶业艰苦，早在洞鉴之中，非同昔时局在大通，远难遍察。今日者商等目击时艰，岂不思竭力报效，无如所办。皖南茶均销外洋，连年洋价亏蚀过甚，不但无利且难保本，糊口尚自不给，安能报效。近闻部议，不特收数加重，且改厘为课，永为定额，与前爵阁督部堂曾定章尚分别引捐厘办法大相悬殊。皖南商民人心惶惶，实有不聊生之势。
为此，合词环叩崇阶，伏乞局宪大人俯察商艰，轸念民瘼详情，制军恩宪大人逾格体恤，将实情奏咨，龥想于君父之前免予加课，戴德无既，民生幸甚，商贩幸甚，迫切上禀各等情，据此当批。现值海防多事之时，饷需支绌之际，所称连年运茶亏折，虽属实在情形，然该商等深明大义，食毛践土，具有天良，自应共体时艰，勉力输将，思图报效。虽不能照部议办理，亦应酌加捐项，稍补海防饷需。候参酌新旧各章，拟议据情，转详爵督部堂请示，饬遵可也。牌示外职道详查旧案，体察舆情，参酌定章，觉今昔之情形，时既不同，西北与东南，地又各别，行销内地与行销外洋，势复悬殊。部议改厘为课办法，实有难以强之使行者，谨为我宪台陈之。
伏查刊单内载，或照甘肃茶封之例，每茶五斤征银三钱，就园户征收增课甚多，而洋人无所借口等语。查产茶之处有不同，行销之地有区别。此条以皖南一百二十斤为一引计之，则每引收税银七两二钱，加以出口洋税，合计每引厘税即须十两二钱。皖南茶税，同治元年奉曾文正公奏定章程，每百二十斤为一引。按照原任都宪张向定茶章复加参酌，每引分抽引银三钱三分，厘银九钱五分，捐银八钱，三项共抽银二两八分，内捐项银八钱，准给奖叙，均就地一总完纳。
查甘肃茶行销内地，即使课重，茶商售价亦可高抬。皖南茶悉销外洋，从前畅销之际，沪价每引可得银五六十两，或三四十两不等，随运随售，商人获利尚厚。是以同治二年，金陵饷绌，曾文正公续予捐项内加捐四钱，共银二两四钱八分，内拨出一两二钱捐项，准其请奖。该商等亦乐输将，初无难色。盖其时茶价高昂，既有微利之可沾，又得褒荣于分外，虽属捐项有加，于饷有济，于商仍无伤也。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