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著作集（增订版）：孟子的哲学思想》：
　　四、回归理性主义
　　从孔子到《老子》的思想演进过程，构成了孟子解决名实等关系的历史前提。在认识论上，孟子同样上承了孔子开创的儒学传统。不过，孔子的思想带有未分化的特点，他虽然突出了理性的原则，但同时兼容了其他方面的观念，如在强调学与思统一的同时，主张多见多闻，亦即对感性经验表现了某种宽容。孔子之后，理性原则一再受到墨、道等学派的挑战，维护与重建儒家理性主义传统成为当务之急。这一历史背景使孟子将理性原则放在更为突出的地位，它既在理论上蕴含着更多的片面性，也意味着认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孟子首先对人的认识能力作了具体的考察，并区分了人的两种认识功能：其一，以耳、目等感官为中介，其二则以“心之官”为基础。前者涉及感性认识，后者则近于理性思维。在孟子看来，耳、目等感官远离思维，而往往为外部力量所蔽，其结果则是被引向迷途。与之相对，心之官则具有思维的功能，离开了理性思维，事物便无从认识。①在这里，孟子将理性思维提到了引人注目的地位：一方面，它构成了评判感官与“心之官”优劣的标准，耳、目等感官之所以不如“心之官”，主要便在于缺乏思维的功能；另一方面，理性思维被规定为获得正确认识的唯一条件，所谓“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便表明了这一点。于是，理性似乎成为整个认识过程的决定因素，而感性知觉则基本上被排斥在正确认识的过程之外。相对于孔子之兼容感性，孟子的理性主义原则似乎更为“纯化”。
　　孟子的理性思维作为认识的先天条件，当然带有独断的性质，但他肯定耳、目等感官接触对象的过程，不应当完全离开理性思维，这一看法并非毫无所见。从认识的总过程来看，理性思维诚然以感性活动为源泉，没有感性，理性思维便成为无本之木，然而，就认识的某一阶段而言，理性活动不仅可以先于感性而存在，而且构成了感性活动借以展开的必要条件：作为特定环节的理性思维，一方面以先行的感性活动为前提，另一方面又是后起的感性活动的条件。在哲学史上，某些直观的反映论在否定先验论的同时，往往忽视了理性思维对感性活动的制约，结果，其认识论便不免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例如，先秦的《管子》一书虽然承认理性思维是感性活动的支配者（君），但同时又把这一过程规定为“无为之道”，亦即将感性认识理解为理性作用之外的自发过程。相对于此，孟子强调耳、目等感官无理性思维的制约便会走向迷途，无疑有某些合理的因素。不妨说，以上看法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展开了孔子奠基的理性原则，并以此克服了《管子》直观论的缺陷。
　　然而，在肯定理性对感性制约的同时，孟子忽视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理性本身对感性的依存性。在孟子看来，“心之官”的功能在于思维，而理性的思维不需要感官提供材料，它可以仅仅凭借自身的活动而获得知识。一般说来，感性活动与理性思维存在着双向的制约关系：感性活动固然受到理性的规范，但理性思维同样受到感性活动的限定。《管子》一书便注意到了后一方面：它在肯定思维主导作用的同时，又把思维活动与“开其门”（打开感官的门户以获得感性的知识）联系起来，从而避免了理性的架空。与此相对，孟子以为理性思维活动可以游离于感性，亦即将理性思维理解为某种封闭的过程，这就将感性与理性的双向制约，理解为理性对感性的单向限定，而其结果则是理性思维的先验化。较之从《管子》将“心之官”的思维活动与“开其门”的感性活动过程联系起来而言，孟子在这方面无疑有所后退。
　　根据孟子的观点，理性思维不仅先于感性并制约着感性，而且具有判断是非的功能：“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里所说的是非，既是指价值论意义上的善与恶，又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真与假，“心”则代表了理性的思维，心能知是非，意味着心具有判断善恶、真假的能力。那么，心究竟以什么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孟子认为，这种标准便是普遍同意的理和义，而这二者都是主体先天具有的（“我固有之也”），它在本质上也就是先验的理性。这样，从知识的形成到知识的检验（判定其是非），始终贯穿着理性的支配作用。在孟子以前，墨子强调认识起源于感觉，并以感觉为检验认识的终极标准，从而在认识的起点与终点上都坚持了经验论的原则。与之相对，孟子则以理性为认识的起点与终点，从而明显地强化了理性主义原则。正是在孟子那里，儒家的理性主义进一步取得了完备的形式。
　　作为认识过程的决定者，理性同时构成了人的本质规定。在孟子看来，人与禽兽（动物）的根本区别，便在于人具有理性，如果一个人丧失了理性，那便意味着把自己降低为动物。以理性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的本质特征。如所周知，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创造工具进行劳动，但创造和运用工具的过程，离不开人的自觉意识，就此而言，理性确实也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当然，理性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本身是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孟子在辨析人与禽兽之分别的同时，似乎忽视了这一点，因此，在孟子那里，以理性规定人的本质，多少带有抽象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