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著作集（增订版）：科学的形上之维——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形成与衍化》：
　　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在五四时期何以会泛化为一种普遍价值一信仰体系？除了中国近代由技到道这一科学演化过程的制约之外，它还与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相关。如所周知，“五四”是一个文化裂变的时代，传统的规范、观念、价值、信仰等等，至少在表层上受到了普遍的冲击。这种冲击和否定当然并非始于“五四”。但正是在这一时期，它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面对旧的价值一信仰体系的崩溃，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摆脱了传统内在束缚的同时，也产生了某种迷茫而无着落之感。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价值一信仰体系，以便重新获得依归与范导。而传统的观念体系，也只有在新的价值一信仰体系确立之后，才能真正超越。于是，重建价值一信仰体系便历史地提到了“五四”知识分子面前。就其本质而言，价值一信仰体系既应当具有可信的品格，也应具有世界观的功能，前者决定了它至少必须在外观上包含真的形式，后者则要求提供最大限度的涵盖面。在近代中国，只有科学才内在地包含着被赋予以上二重品格的可能：这不仅在于科学以真为追求目标，而且在于科学思想本身蕴含着较大的理论张力：从明清之际到近代，科学往往纠缠于形上形下之间，便表明了这一点；严复等维新志士在将进化论等提升为普遍的天演哲学（救亡图强的一般根据）时，更是进一步朝普遍泛化的方向迈出了一步。这样，当“五四”知识分子为重建新的价值一信仰体系而上下求索之时，严复辈的终点便成了他们的起点；科学经过再一次升华与泛化而成为一种新的范导体系。正是由于科学主要作为价值一信仰体系而被推至时代的前台，因而它一开始便超出了具体的实证与经验之域。
　　重建价值一信仰体系的过程，同时又与思想的启蒙相联系：以新的价值一信仰体系取代旧的价值一信仰体系，其内在含义即在于使主体从传统走向近代，而后者又构成了启蒙的历史主题。一般而论，启蒙作为一种思想的变革，主要表现为观念的转换：人的近代化之本来内涵首先是观念的转换；作为启蒙内容的观念转换，当然不仅仅是个别观念的更新，而是一种总体上（格式塔式）的转换——整个意识形态框架的变更。后者所需要的，显然不是某一领域的具体知识，它的实现，恰恰要求突破特定的经验领域。这样，当科学与启蒙的历史要求相遇时，它首先便面临着一个自身超越的问题，换言之，它必须由具体的知识形态，转换为更为普遍的观念形态。“五四”的知识分子在确立新的价值一信仰体系的过程中，实际上同时完成了以上的转换，而后者的直接结果，便是使科学进一步获得了普遍之道的性质。
　　当然，科学的形上化，并不仅仅取决于启蒙的历史要求，它有着更为深沉的历史缘由。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反传统的倾向，但传统的反叛者往往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本身的制约。当“五四”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科学的泛化以建构某种超越传统的价值一信仰体系时，这种转换方式本身却并没有完全离开传统。
　　回溯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化过程，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引入瞩目的传统，即强调道高于技。早在先秦庄子便已借庖丁之口突出了这一点：“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在正统儒家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更为明显。按儒家之见，技不过是与“本”相对的“末”，只能归人形而下之列，唯有天道及人道才是作为“本”的形而上者，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弥纶天地之道”的境界，与此相异的科学研究，则往往被斥之为“玩物丧志。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中国古代的科学很自然地产生了如下趋向，即力图超越实证的领域而向天地之道靠拢，与之相联系的是科学的结论往往被提升到超验的层面。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看法，当然既不同于鄙视科学的正统儒家，也有别于停留在笼统直观水平的古代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完全超越了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在科学被转换为普遍的价值一信仰体系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到一种追求普遍之道的传统意向。不妨说，启蒙的历史要求主要为科学的泛化提供了外在的推动力，而技进于道的传统则内在地影响着”五四“知识分子对科学本性的理解，正是在二者的结合中，科学完成了其形而上化的过程。
　　如果由此作更深入的透视，则可以进一步看到，传统文化不仅渗入了科学的泛化过程，而且从负面制约着这种泛化的结果。如前文所指出的，”五四“知识分子在将科学提升为一种支配人生观的普遍之道时，往往表现出将主体理智化的倾向，后者在道德领域中即具体化为过分强调自觉的原则。这种偏向既是科学内涵的片面展开，又带上了某种传统的印记。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流，而儒家自先秦以来，即表现出强调精神的本质在于理性（理智与思维）的倾向，从而形成了理性主义的路向，后者在正统理学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将以伦理为中心的实践理性绝对化，把情感与意志视为附属的因素，并在要求自觉服从理性原则的同时，多少忽视了行为的自愿原则，从而在某些方面导向了理性专制主义。尽管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曾经对正统儒家的理性专制主义作了种种抨击，然而，理性至上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并未完全在人们的意识深处消失，而当科学被理解为一种理智的操作时，它与理性主义的传统便有了某种相通之处，从而使之比较容易在科学的形式下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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