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富贵”与“徐熙野逸”
花鸟画是中国画的三大画科之一。文献记载，到六朝时期已出现不少独立形态的花鸟绘画作品，至唐代，花鸟画已独立成科，见于著录的花鸟画家有80多人。著名者如薛稷画鹤，曹霸、韩干画马，韦偃、韩滉画牛，李泓画虎，边鸾画花鸟等，并有作品传世至今。不过，花鸟画的臻于成熟，则要推迟到五代十国时期。成熟的标志，是花鸟画技法两大流派的形成。这两大流派，被后人称为“黄家富贵”和“徐熙野逸”。所谓“黄家”，是指五代后蜀至宋初的黄筌、黄居宷、黄居宝父子，以他们为代表的工笔画派，一直是此后1000多年来中国花鸟画的主流。这是成都对中国翰墨艺术的重大贡献之一。
、黄家富贵
晚唐至五代，虽然战乱频仍，军阀割据，但并未影响绘画艺术的继续发展。不仅如此，在割据的地方小朝廷中，绘画艺术甚至得到了君主特殊的爱护与扶持。后蜀广政元年(938年)，蜀主孟昶在成都建立中国第一个皇家画院，主持画院的正是黄筌。
黄筌(约903—965年)，字要叔，成都人，五代时前后蜀画院的宫廷画家。黄筌自幼聪慧，13岁时即师从大师刁光胤学画花鸟，兼工人物、山水、墨竹，终撷诸家之萃，脱去格律而自成一派，但最擅长的还是花鸟。17岁时即以画供奉内廷，后任翰林待诏，主持画院。任前后蜀宫廷画师40余年。历仕前蜀、后蜀，官至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蜀亡后入宋，任太子左赞善大夫，不久去世。 作为宫廷画家，黄筌的作品多写宫苑中的珍禽瑞鸟，奇花怪石。所画禽鸟造型准确，骨肉兼备，形象丰满，赋色浓丽，勾勒精细，画成逼肖其生。宋人沈括评价说：“诸黄画花，妙在赋色，用笔极精细，几不见墨迹，但以五彩布成，谓之‘写生’。”这种技法，就是后世所谓的“工笔”。“写生”一词由此而生。据记载，孟昶广政七年(944年)，南唐送来仙鹤六只，孟昶命黄筌画于偏殿壁上。分别以唳天、警露、啄苔、舞风、梳翎、顾步六种姿态展现，再衬以白露苍苔、蓝天白云。画成，“精彩体态，更愈于生”，由于画上的仙鹤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常常使得那些真鹤将画中的鹤当成同伴，跑去立在画侧。孟昶惊叹有加，因此改殿名为六鹤殿。“由是蜀之豪贵，请于图轴者接迹。时谚云：‘黄筌画鹤，薛稷减价。’”(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薛稷为唐代著名的画鹤高手，意为有了黄筌画鹤，薛稷的身价自然降低了。广政十六年(953年)，新建八卦殿，黄筌在殿四壁画四时花竹兔雀。当年地方进贡白鹰上殿，白鹰误以为壁上画雉为真雉，“连连掣臂，不住再三”。黄筌的神技受到孟昶的激赏，称黄筌为当世奇笔，并吩咐翰林学士欧阳炯撰写《壁画奇异记》以旌扬此事。
黄筌确立的工笔画法，被时人称为“黄家富贵”。所谓“富贵”，不仅在于他所画的珍禽异卉，更在于其画勾勒精细，赋色裱丽，彰显出逼人的富贵之气。这种画法在他的儿子黄居宷、黄居宝手中发扬光大。宋灭蜀，黄筌父子均入宋翰林图画院。黄筌大约在入宋的当年即去世，而他的儿子居宷、居宝却成为皇家画院的主流画家。其画派称为“黄家体制”，为北宋翰林图画院优劣取舍标准，被称为“院体”，垄断北宋官府画坛近一个世纪。两宋时期，花鸟画一直是画坛最重要的题材，南宋画院一半以上的画家画花鸟。著名的“丹青皇帝”宋徽宗本人，就有多幅花鸟画作传世。两宋时期的花鸟画，因此成为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一个高峰，而这个高峰的形成，首先要归功于“黄家体制”。此后的一千多年来，历代花鸟画家多受黄氏画法影响，直至今日，工笔画法仍然是花鸟画的正宗。
二、徐熙野逸
在黄筌的时代，中国的绘画艺术有两个中心，除了前后蜀的成都，另一个就是南唐的金陵(今江苏南京)。代表人物是一位布衣画家徐熙。
徐熙出身“江南名族”，生于唐僖宗年间，一生未曾仕宦，性情宁静淡泊，志节高迈，常游山林园圃，细察动植物情状，擅长画江湖间汀花、野竹、水鸟、鱼虫、蔬菜、水果。笔法质朴简练，用粗笔浓墨，草草写枝叶萼蕊，略施杂彩，给人以朴素纵逸之感，人称“落墨花”。沈括《梦溪笔谈》称其画“以墨笔为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殊有生动之意”。
徐熙的画风，显然与黄筌父子大异其趣，时人将两个画派形容为“黄家富贵，徐熙野逸”。黄筌传世的作品有《写生珍禽图》，是典型的工笔花鸟画，而徐熙及南唐诸家的真迹却未能流传下来，因而对于“徐熙野逸”的作风和技法，竟无从考证。大抵而言，黄家画派是工笔，重在形似；而“徐熙野逸”类似于后世的“写意”，重在神似。
徐熙与黄筌，社会地位不同，环境与生活习惯不同，审美情趣也不同，各自形成独特而鲜明的绘画风格。后人称之为“徐黄异体”。但北宋的大部分时间，黄家画派都在画院占据绝对优势，徐熙的画风受到排斥，以致徐熙之孙徐崇嗣、徐崇矩虽然能人画院，但不得不仿效黄家画风以求生存。
“徐熙野逸”的画风，与中国土大夫的趣味更为相投，更有“书卷气”，深受后主李煜的欣赏，在南唐就受到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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