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入秦之前
第一节 童年时期的战国形势
商鞅是卫国国君的“庶孽公子”，也就是非嫡系的、姬妾所生的公子，名鞅。卫国的始封之君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周为姬姓，因此商鞅本姓姬。按照当时往往以国或地位、身份为姓氏的习惯，商鞅原称为卫鞅或公孙鞅。因其后来在秦国变法有功，受封于商邑，“号称商君”，所以后人称其为商鞅。
商鞅的生年无从确考，他于公元前361年由魏人秦，如果以其当时三十岁左右计算，他大约生于公元前390年。此时，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已经八十多年了（按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战国时期始于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
由春秋时期进入战国时期，形势有很大变化。春秋时期的特点是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齐桓公、晋文公等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相继称霸（“春秋五霸”一说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一说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经过长达295年的战乱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这时，许多诸侯国已在连年征战中被兼灭，鲁、卫、宋、郑、陈、蔡等沦为任强国摆布和宰割的小国；周王室衰微至极，除在洛阳占有一小块地盘外，徒剩下“天子”的虚名；公元前453年，魏、韩、赵“三家分晋”，从此齐、楚、燕、韩、赵、魏、秦“战国七雄”的局面形成。“春秋五霸”大多打着“宗周王”的旗号，而“战国七雄”则已根本不把“周王”放在眼里；“春秋五霸”以蚕食、兼并周围的小国，“合诸侯”，充当盟主为目标，而“战国七雄”则以兼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取“周天子”而代之为目标。《史记·秦本纪》概括战国时期的形势为“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这里说的“诸侯”是指“战国七雄”而言，因为其他诸侯小国都已失去了与“七雄”抗争的能力。“战国”一词最先出于《战国策》，《秦策四》载：“山东战国有六”，《赵策三》载：“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可见“战国”本指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战争强国。这种用法在司马迁写《史记》时还没有变化，如《史记·平准书》说：“天下争于战国”，即天下争于七个强国。直至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时才有了“战国之时”（《战国策·叙》）的提法，从此“战国”始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名称。
战国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制农具被普遍使用，牛耕铁犁得以推广，灌溉方法和施肥技术也有很大改进。这样不仅使原有农田的产量提高，而且为大量开垦新的农田提供了可能。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新的生产关系也加速发展。西周末年，“宣王即位，不籍干亩”（《国语·周语上》）。韦昭《注》：“籍，借也，借民力以为之……自厉王者流籍田礼废，宣王即位，不复遵古也。”《礼记·王制》篇说：“古者公田籍而不税。”“籍”与“税”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周厉王、周宣王间“籍田礼废”，这是西周井田制度在王畿内已告瓦解的标志。春秋时期，“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诗经·齐风·甫田》描写当时齐国的“甫田”（公田）上“维莠骄骄”“维莠桀桀”，即长满了野草，这说明井田制的没落在各诸侯国已普遍发生，并且非常严重。与此同时，在井田外开垦的私田逐渐增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日益兴起，利用土地进行剥削的地主阶级也随之出现。各诸侯国为了增强经济实力，在对外战争中取胜，不得不相继采取按亩征税的方式，如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公元前544年郑国“作封洫”等等，这说明新的生产方式正在得到上层建筑的认可，取得合法的地位。战国时期，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阶级已经逐步强大起来，各诸侯国之间更大规模、更加残酷的兼并战争推动着社会改革的进程。各诸侯国相继变法，即以新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取代旧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变法则强，不变法则弱；变法变得彻底则强，变法变得不彻底则弱。这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势力消长的一条历史规律。尽管我国史学界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还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是没有疑义的。如果说春秋时期是新旧社会制度过渡的时期，那么战国时期就是过渡即将完成或新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
与社会的变革相伴随，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周天子”权威的丧失，笼罩在其头上的“天神”观念也黯然失色，“吉凶由人”，“天道远，人道迩”的思想迅速传播。由孑L子揭橥的仁学思想把道德的根源从外在的“天神”和“周礼”移人人的内心，用一种人文精神重建道德的基础。以“气”“阴阳”为核心的自然观逐渐剥去“天神”的神圣光辉，人们开始用理性的客观态度认识自然与社会，从而思想得到解放，在社会的战乱、变革中冷静观察，深入思索，敢作敢为。
商鞅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出生地——卫国，在春秋时期就已沦为小国；在“战国七雄”的形势下，它除了被大国侵犯、掠夺外，就是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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