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通史简编》：
英国国教不仅依仗寡头统治集团和势力在土地问题上谋求特权，而且力图垄断文化教育，从而造成了更为激烈的教派对立和斗争。教育委员会主任、出身“阀阅世家”的阿奇迪肯·斯特罗恩公然主张教育归圣公会控制。1827年，他获得建立国王学院的特许状，以此作为圣公会控制教育的基地，强行对教师进行宗教测试。卫理公会针锋相对，建立了自己的学院，并在牧师埃杰顿·赖尔森的领导下展开了反对宗教特权的斗争。赖尔森利用手中的《基督教卫报》大造舆论，对圣公会大加抨击。其他教派，甚至下级圣公会组织也纷纷响应，掀起了反对宗教特权、要求宗教平等的斗争。
寡头统治集团与商人、银行家公开的结合也是激化矛盾的重要因素。1821年，上加拿大银行建立，政府居然拥有四分之一的股份。据此，人民，尤其是农民以为找到了政府不惜钱财帮助商人修筑运河的原因所在，并很快得出政府与商人合伙牟取私利的判断；同时认为，寡头统治集团插手银行业，必将加强其权力和对人民生活的控制。结果在上加拿大出现了反对银行的运动，像蒙特利尔银行（1817年）、哈利法克斯金融公司（1825年）都遭受了猛烈的攻击。
在下加拿大，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矛盾与种族、宗教的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下加拿大明显分为两个不同的社会，占人口多数的法裔基本从事农业，保持着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和庄园制度。英裔主要涉足商业世界，垄断交通、商业和银行业，并有不同于天主教的宗教信仰。两种社会造成了法裔和英裔在职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道德等方面的差异、矛盾和对立，这是下加拿大社会矛盾冲突的基本内容。然而，下加拿大的主要社会矛盾还是法裔和英裔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英裔商人集团与寡头统治集团关系紧密，其核心人物在行政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占据职位，是这个省的实际统治者。法裔虽控制着议会，但是议会形同虚设。英裔商人集团依靠权势，牟取私利，不惜成本修筑圣劳伦斯航道运河工程；法裔则以议会为阵地予以反对，要求向商人征税和控制商业。多数地主、商行老板、伐木业主属于英裔；而土地租佃者、工人和职员多由法裔充任。英裔高高在上，法裔地位低下，这样的社会矛盾是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当然，在种族内部也存在不同阶层及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社会主要矛盾。
社会矛盾和人民不满情绪的加剧，推动了议会与寡头统治集团的政治冲突。议会改革派抨击寡头统治集团的各种政策和弊端，要求改革政治制度，扩大议会权力，取消寡头统治集团的特权地位。
议会改革派与寡头统治集团的政治冲突最早从下加拿大开始。早在1805年，政府为增加税收，要求征收一项土地税，这种偏袒英裔商人的行为激起议会的反对，议会针锋相对提出征收进口税的反建议。议会与政府的冲突很快扩展到社会上，英裔商人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对议会和法裔进行大肆攻击。法裔为反击英裔的攻击，专门创立了自己的杂志《加拿大》，并以“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法律”作为政治口号。1807年，新任总督詹姆斯·克雷格公然站在政府和英裔商人一边，解散了议会，并把许多激进的官员解职，《加拿大》杂志的出版社也遭查封，出版社的经营者被捕入狱。然而，事与愿违，总督的高压政策反而加强了法裔的团结。在第二年的大选中，法裔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对立情绪丝毫未减，局势仍很紧张。英国政府为缓和势态，被迫更换总督，乔治·普里沃斯特取代了克雷格。普里沃斯特谋求妥协的态度和英美战争的迫在眉睫，才使得议会和政府、法裔和英裔的冲突暂时平息下来。一俟战争结束，议会与政府的政治摩擦又重新开始并不断升级，在控制公共财政权力的问题上发生争执。早先，殖民地对政府的财政预算没有控制权。拿破仑战争以后，英国政府为减轻对殖民地的负担，提出由殖民地各省议会全权控制地方预算，同时要求，议会要固定政府官员的年俸，或拿出一笔固定的金额用以支付政府官员的薪金，这实际上是想在议会与政府的矛盾中谋求一种政治妥协。这笔交易在沿海省份顺利实现了，在上加拿大，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后于1813年也达成了协议。然而，在下加拿大，这项提议却遭到议会的坚决反对。议会认为，固定政府官员的年俸，必将使寡头统治集团更加不受议会的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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