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文学这东西
水闻和他的同学陈启民，在一家不大不小的餐馆里，热火朝天地涮羊肉。
“他妈的，干个体真不是人做的营生，连咱们先前当工人都不如：早出晚归、栉风沐雨不说，在社会上一点儿地位都没有；即便有几个钱在手里，也很少有人正眼瞧你。”陈启民说，举起杯来，跟水闻碰了下。
陈启民的酒量比水闻大，喝得也比水闻猛。但他不似水闻，喝多少脸上不变色，没反应，且话越来越少；陈启民是两天不喝酒就难受，一沾酒倒脸红，一脸红就酒话连篇，说不到尽兴处不罢休。
“可是，有些人听我这么说，还批评我跟不上时代，思想观念落伍了。他们还举例说，在深圳宁波珠海，那些沿海发达地区，人们都用‘长大了让你当干部’这话，吓唬夜里不睡觉的孩子。这些年我做生意，天南地北地跑，四面八方地逛，可无论走到哪里，却丝毫感觉不到，这个体户跟国家公务员相比，有什么长项和优势。水闻，你若不信，出去往大街上一站，看看过往的行人就明白了。凡是衣着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走路目不斜视、旁若无人者，不用说都是吃皇粮的；而穿得零零乱乱，往来匆匆忙忙的人，则大多为小商小贩。就是偶尔见着个大款、暴发户，浑身透着的也是穷人乍富、腆腰鼓肚的样儿。街头巷尾尚且如此，到各自的工作场所去看看，就越发天上地下没法儿比了……”
水闻听着，一边不住地点头，抑或摇头。
水闻跟陈启民同届不同班，在校的时候，俩人并没有多少交往，他们之间的交情和友谊，是从走上社会后开始的。
从市第一中学毕业后，水闻和陈启民，几乎是在同时进了两家不同的厂子，做了学徒工。那时，“文革”刚刚结束，理想破灭的悲观情绪在社会上蔓延，但国门初开，解放思想的浪潮席卷着华夏每一寸土地。由于十年动乱，几乎毁灭了整个社会的精神家园，文学艺术领域便成为首当其冲的高地。一大批文艺家从沉睡中醒来，挥舞着投枪和匕首，直面喧嚣的社会生活，穿刺和剖析着，那段伤痕累累的历史，重塑着信念的大厦、理想的基石。其间，一个作者，以一篇小说或一首诗歌，一举成名的屡见不鲜。当然，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所展示出来的叛逆精神，确实使读者感到新鲜和震撼，也唤起了千百万青年，对现实的反思，对文学的向往。
今天回头看来，那种千军万马，横过独木桥的场面，比稍后形成的、全民经商的疯狂势头，毫不逊色。水闻和陈启民，便是会聚在文学这杆大旗下的两个。他们在滚滚的洪流中，全心全意、热血沸腾地做着，唤起民众和拯救自身的作家梦。
由于水闻与陈启民，经常一同出没于沙龙式的聚会，拉扯起来又是同学，因而他俩的关系，与其他来自各行各业的笔友相比，无形中更进了一层。不过，俩人的文学观念不大相同：水闻倾向于传统，思想较为保守；陈启民则甚为激进，属现代或先锋的一类。
当时，他们自办着一份油印刊物，唤作《麦芒》。在《麦芒》上，几乎每期都有他俩的作品。水闻的不消说了，多是直白明朗的句子；而陈启民的却不同，他有一首诗，题目为《乞丐》的，其中一部分是这样写的：
风中听到的声音
是一枚硬币
与一个诗人
在接吻
还有
喝醉了的空酒瓶
摇晃着寂寞的黄昏
这样折腾了两年，不见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有人便支持不住，忙自己的事去了。又过了不久，商潮渐起，世风大变，大家便纷纷开始“下海”。至此，水闻与陈启民们，无依无靠的精神组织，开始走向低谷，以致最终土崩瓦解了。
陈启民先是离开厂子，到河北白沟倒腾服装，后来不知怎么，进了地区报社，跑起了发行，拉开了广告。
时光流转，日月如梭。过去的一切，都如风地逝去了。只是，水闻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火红的年代，想起那些文朋诗友。
水闻计划好了，等出了小说集，就着手创作一部反映“文革”，及“文革”后期的长篇小说，写写那个年代的人与事。为此，他现在一有时间，便会收集一些其时的资料，这里面既包括自己，也包括他的同学陈启民们，那些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的年轻人……
那个火红的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创作天地。
“我如今在报社，单是跑业务，算个低级打工仔。可这报纸，到底是党和国家的喉舌，门槛高，机关硬，牌子也亮。不管高矮胖瘦，只要你在这里供职，就没有人敢小看你。按说，我只是个拉广告的，可逢人对事的光景，同事们都会给你的头上，戴顶记者的帽子。咱也有自知之明，从不敢跟那些正牌编记比，总觉得人家已给足了自己面子，咱得把出头露脸的机会让给人家才对。俗话说得好，水涨船高，人抬人高嘛。”
陈启民涨红了脸，一味地说着，水闻一味地听着。
水闻坐在那里，暗自寻思，他的这个老同学，已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过去，他做事像写诗一样，喜欢翻些花花肠子，显摆给人看；如今呢，眼见得是一口唾沫一个坑，变得越来越实际、越来越直接了。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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