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范青年
一
我第一次见到周琪源是在警校外的餐馆。在青云谱这条窄街，开着几十家商店、理发店、餐厅、游戏厅、录像厅、台球厅以及卡拉OK厅，黄昏时，老板们走出来，亲切地看着穿草绿色制服、到处游荡的我们，仿佛彼此相识已久。这是让人生疑的地方，我们的父亲毫无疑问表示出忧虑，可他们刚一转身离去，我们便拿着他们给的钱包阔绰地消费。
每个月父亲会汇来四百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工资，我有办法解释都用到哪里去了。我曾报名本科自考和驾照考试，要来几千元，但在招生办收钱时，我说：“我想清楚了，还是不报了。”有天，父亲来南昌进货，顺道来警校，在寝室没找到我，便按室友指点来到游戏厅。“你拿我的钱都干了些什么？”他咆哮道。我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来往的同学停下来，看一位穿着大披风的父亲训斥他那已长大成人的儿子。这大披风深蓝色，薄而经磨，一直盖住膝盖，搬运工在搬运化肥时喜欢穿，肩膀处往往留有白渍。我想说：“玩怎么了？玩也是做警察，不玩也是，几年后给你做一个警察就是了。”但最终一声不吭。
学习毫无意义。开学第一堂课老师便说，拿出你们高考时百分之七十的精力就可以了。我们问老生，他们说最多只要百分之五十。最终我们有的考试是开卷考的，老师会提前告诉哪里要考，让我们留意。
因此，当循规蹈矩的周琪源走进那间地下室在放录像的餐厅时，我们感到诧异。我们敞开外衣，解下领带，将一只脚踩在凳上，松松垮垮，而他仪容整齐，还在用一根绛红色的大腰带扎紧腰身。他坐下时，双腿并拢，上身笔挺。这是听话的好孩子，也许睡觉时也是笔挺的。“对不起，来晚了。”他说，牙齿像医生一样洁白、齐整。就是这口音让我们明白以后彼此可能的关系——他说普通话，而我们这些来自瑞昌市的老乡则习惯用江淮官话和赣语。这两种方言在不停的融合中变得越来越靠近，最终变成内心相视一笑的东西，我们用它说瑞昌市公安局的可笑事情。他的到来使交谈成本增加，我们觉得身边坐着一只让人不安的猫。
他来自江州造船厂(又名六二一四厂)。在我们那个县级市，这样的三线厂还有新民厂、人民厂、四五九厂，像是上帝投放来的几座孤岛。他们上学、买菜、看病、做爱、制冰棍都在围墙之内，过着北京上海人的生活，让我们觉得是天潢贵胄。有时我们也会为他们被钉死在此地而幸灾乐祸。
我们像是被迫被划到一个科目的两种动物，根本不能算是老乡。
他的长相也会轻微灼伤我们。我们会从他细嫩的皮肤、倒三角的肩背想到我们很少涉及的牛肉和牛奶。他有一管高挺的鼻子，灯光在鼻尖和唇角一块制造出美术般神秘的阴影，使他看起来像古希腊雕塑。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无论怎么撩拨，都保持一种不会得罪人的微笑。我们决定以后再不找他了。
二
现在想起来，警校三年，周琪源就像雾中的影子，或者一个刚结束的梦，存在过，却想不起来。很多孤独、喜欢自我消化的人都这样。他们是写作者的难题。
学校有两位来自江州造船厂的教师，一个教军事体育，一个教普通体育。因为有打分权，我们喜欢走动，有时还会买些菜去教师宿舍做饭，就像是真的老乡。我从来没在那里见着周琪源，也许他们更亲近点，无须走动。散打考试时，我对着抽签过来对打的人使眼色，我想只需点到为止彼此便可通过，他点头同意，却将我打趴，还像个真正的拳手那样斜着眼仁看我。同样文弱的周琪源在台上跌跌撞撞，努力执行教师教的技术动作，得到足够有效的分数。他没有向考官投去可怜兮兮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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