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1959年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二分院中文系，八十年代写诗，大学期间在《萌芽》发表诗歌处女作《积雪之梦》。1984年至1986年在西藏生活工作，“新散文”代表作家，代表作为西藏长篇散文《沉默的彼岸》。1998年开始长篇小说写作，现已出版《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山》《天·藏》《三个三重奏》。另有中短篇小说集《词与物》《维格拉姆》，散文集《说吧，西藏》《思想的烟斗》。获第二届、第四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首届施耐庵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第七届北京文学艺术奖，首届香港“红楼梦奖”推荐奖，《当代》2001年文学拉力赛总冠军，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首届美国纽曼文学奖提名。

几年以前，我有过一段走出书斋的经历。有九个月的时间我告别了书，电脑，轮椅，茶，过了一段铁窗生活。我不是犯人，只是有人提供特别方便，我在死刑犯中生活了一段时间。我见识了从未见过的过去想也没想过的看守所、审讯、行刑队、注射车、器官捐献，诸如此类。总而言之，我想看什么就可以看什么，我对看守所着了迷，以致后来有点习惯了死囚牢的生活。如果不是我的强有力的朋友出了点事儿——他在部里分管监狱工作，是这个系统具体的顶头上司——我着迷的时间可能更长。我交了一大批死刑犯朋友，九个月时间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断断续续，总是没个完。我不能送走前面不顾后面，这样既不公正也不道德，也有违于一个准神职人员的工作。死亡没有临终关怀是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我觉得有人应承担起这项工作。我不能说我做得有多好，但确实有为数相当多的死刑犯经过与我的促膝交谈对来世产生了希望，我的抚慰不敢说超过了僧人、牧师或类似的人员，但也差不太多，有些方面我做得更好一点。我给他们阅读，讲故事，或是听他们讲自己，讲一生。我答应将他们写进我未来的书里，许多人因此把我的书当成他们的天堂，坚信死后将继续活在我的书里。我的承诺代替了天堂的承诺，很多人因此得到了救赎，即使没有也大大减轻了对死亡的恐惧。
但是有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把我搞糊涂了，我在狭窄的有铁栏杆的过道上看到我的强有力的朋友被押解着，从铁栏杆那边走过来，前后都有人。那种前呼后拥、众星捧月的架势让我非常不解，又十分吃惊，我的强有力的朋友气宇轩昂，目光冷淡，不可一世，虽然穿着囚衣但仍好像是顶头上司。他没戴手铐，没跟我说话，只是瞥了我一眼，好像完全不认识我。尽管如此，我还是从他的不可一世的目光中获知：我得离开了，否则可能就出不去了。
我明白了什么，又彻底糊涂了。我一刻也没多停留，没和任何朋友告别，没有握手、拥抱、难舍难分，只是一个人悄悄溜回了书斋。
因为惊恐、不安，许多天我在书斋里发呆，好像我和我的强有力的朋友有什么牵涉。完全没有。不错，因为他，我在看守所享有特权，但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行贿或受贿那种让人产生联想的关系，我们根本用不着。事实上倒是他送了我一些东西，像照相机、录音笔、摄像机、纯皮公文包之类。它们都是名牌，进口货，价格不菲，但这可以反过来构成贿赂罪吗？另外，我在死囚牢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没有参与器官摘除、买卖，没有一个死刑犯因为我而改判死缓或无期或有一丝＿毫的脱罪，最多也不过是让有的死刑犯多活了几天，实在是因为有的死刑犯有话没说完，至少应让他们说完话，我觉得。我觉得晚几天行刑应该不算什么，就算晚上半个月也不该成为问题。但我还是感到非常不安，我的强有力的朋友（他是我大学时代的同学）从我身边走过的样子总是挥之不去，印象太深了。另外，我对我的书斋已感到非常陌生，差不多像一开始走进看守所一样陌生，两种陌生让我闹不清自己是离开了还是又回来了。许多天我不理发，不剃须，不洗脸，不换衣服，更不消说洗个澡。我一直穿着在看守所就穿衣服，在我的书斋里它差不多就是“号衣”。我的那些书也像囚徒一样，在书架上待得太久了，我待在它们中间和尘封多年的书别提多相似了。我的书斋，称得上一个小图书馆，有大大小小十几个书架，其中有十一个顶到天花板，有固定书梯和可移动书梯。我的轮椅就同时还是一个可升降书梯，我手摇轮椅，在书斋中默默穿行，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的书和书架布满了差不多一年的灰尘，许多天凡是我活动过的地方，比如取一本书或挪动一本书，都留下了类似小动物才有的痕迹，一些可能是我胳膊肘蹭过的边沿看上去也十分微妙，仿佛天坑。有一部分书架环形摆放，我在中间就像一只不大不小的蜘蛛，随时能到达任意一点。孩提时代我的理想就是住在类似蜘蛛网的图书馆，现在借助四周的镜子我差不多做到了，它们相互重复，无限扩大，我常常分不清哪些是镜子里的书，哪些是真实的书。有时我觉得自己走进了镜子好几天都出不来，并且看到许多个自己。是的，为了免于孤独，也为了更像是图书馆，我装了许多镜子，甚至就连过道也装了镜子。我可以在任何角度看到自己，太多的角度都有一个坐着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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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
正文
附录一 思想的烟斗
附录二 把小说从内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