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区的领导人（比如，萨伏伊地区的勃艮第人）假装顺从，承认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帝国宗主权。但另一些政权，比如汪达尔人，则公然藐视帝国，坚决反对东罗马帝国皇帝具有普遍权威，他们还在自己的领地采取一种类似于帝国官方的统治方式。比如，在西班牙和高卢南部，哥特王国（在罗马朝臣的协助下）开始修订和更新罗马法关于财产和其他敏感问题的内容，从而侵犯了一直被视为帝国特权的某些权力。
雪上加霜的是，哥特人和汪达尔人还拒绝接受帝国官方认可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相关界定。在君士坦丁时代，基督教团体一直被神学争论所困扰。因此，325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城召开教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又称“大公会议”），既是为了解决与教会治理有关的问题，也是为了化解主要的神学争议，即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范围内，圣父和圣子是否一直都是平等共存。381年，狄奥多西一世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试图澄清同一问题。
这些会议谴责了4世纪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位名叫阿里乌的教士，因为他主张圣父至高无上。那些蛮族则反过来支持阿里乌，因为他们初次聆听福音时，阿里乌的神学正好占据优势。这样一来，教义立场导致这些蛮族进一步远离君士坦丁堡。
因此，罗马帝国统治在西部的消亡和多个后罗马帝国继承王国的出现，直接挑战了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威；而他声称自己是奥古斯都的唯一继承人，对历史上罗马帝国的全部领土拥有合法管辖权。6世纪初，在君士坦丁堡的帝国政府中，依然有人坚持这一点。理论上，皇帝可以主张普遍权威；但事实上，他对原罗马帝国的部分领土已经失去了控制，这样的反差激发了关于帝国统治性质的大量政治投机和争论。
与此同时，一些外部威胁开始浮现，加剧了6世纪初君士坦丁堡的政治紧张局势。原本在5世纪的时候，东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建立了和平关系。两大帝国的统治者都感受到匈奴人的威胁，因此他们选择合作，共同对付夹在两国中间的蛮族。或许正是与波斯的和平协议，使东罗马帝国得以克服5世纪的危机。
然而，两大帝国在6世纪初再次爆发战争。502年，波斯人对罗马帝国控制的叙利亚地区发起进攻，君士坦丁堡方面认为这是对帝国的无端挑衅。虽然经过劝说，波斯人最终接受撤军以换取贡品，但战争的高昂代价使得帝国东部各行省的许多居民以及在那里拥有土地的利益各方，包括君士坦丁堡元老院的重要成员，都深感忧虑。以元老院为纽带，叙利亚边境地区薄弱的军事防御能力对首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波斯之间重启战争，也给帝国带来了其他更深远的影响。因为这意味着皇帝别无选择，只能提升帝国的军事能力和基础防御设施。这些改造都需要资金，而资金意味着征税（例如，据估计，某地的罗马军队接收了罗马国家所征集税收总额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
然而，自4世纪中叶以来，罗马帝国的历任皇帝发现征税的难度越来越大。第一章已经提到，4世纪时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控制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新的皇室贵族阶层，这些贵族掌握着国家的高级职位，并且大量占有土地，将自己的势力拓展到地方社会。尽管从财政角度看，他们的庄园具有较高的生产率，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但随后的历史证明，对于帝国统治来说，这是非常糟糕的发展趋势。
在罗马帝国晚期，征税对象主要是土地和耕种土地的农民，新贵族的崛起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土地正变成私人财产，土地所有者凭借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关系，完全有能力逃避其财产应纳的税（以及他们通常所承担征集的税）。
从4世纪末开始，土地所有者的逃税行为开始引起历任皇帝的高度关注。他们担心这些官员是否会藐视帝国法律的其他方面，并且是否有能力发起反抗，比如，收买帝国军队，把军队变成自己的私人武装，用于保护财产安全。或者，在自己的庄园内非法建造监狱，用于恐吓和欺骗他们的劳动力。6世纪初，与波斯帝国战火重启，迫使帝国政府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要求各行省严格遵从皇帝的令状和他颁布的各项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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