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素来有利用档案撰志修史的传统。自《春秋》以降，“简策”“簿书”“案牍”等公家文书在中国古代纪传体、编年体等史书的撰写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近代文献档案学家沈兼士在论述中国档案的历史时则提出：“《周官》有五史，掌一切政教出纳之记载。古者学在王官，史之所掌，为政与学之总汇。故老子为柱下史，知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号称博学，为诸子之巨擘。秦亡后，周室所藏遗弃无见之者，而掦雄伤之。然萧何犹能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使沛公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民所疾苦，以兴汉室。”律令图书等档案资料之于一个朝代治乱兴衰的重要性于此可见。清末民初，受西方民权思想和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中国传统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书写虽然面临严重冲击，但学术界对档案文书的重视程度却并未因之稍减。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等所谓“新材料”的发现和整理，更成为促进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

不过，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材料却一直未能得到较为系统的整理。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即指出：“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近代史研究所开始在范文澜的领导下制订了收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