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理论视阈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研究》：
3.1.4 综合创新传统文化观视阈下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
可以肯定的是，以综合创新传统文化观的视阈而论，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理论论域将是宏大而广博的。如果以综合性与系统性的要求而论，将其聚焦于如下三个理论论域应该是恰当的。这三个论域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事实上，这三个问题也是西方文化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文化批判理论的主题。也就是说，从这三个理论论域出发，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转型可以得到具体而详尽的阐释，而在其发展与转型的不断实现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也获得了当代的价值与生命力。
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问题上的基本传统。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即天人之辩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的问题。人与自然处于什么样的文化关系将直接决定人能够怎样生产和如何生活。在传统文化中这个问题被合理化地解读为天人合一原则的谨守。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即人我之辩历来是古代哲人孜孜探求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回答人与他人应该如何相处以及个人在诸多他人组成的社会集体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等问题。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主张人我合一、群己合一之道，它强调个人对于他人、对于社会的价值以及社会相对于个人的优先性，它明确地反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人生观。人与自身的关系也即身心之辩在古代思想家那里同样被广泛地探讨。在传统文化中追求身心合一之境是一个传统，它在解决身之欲与心之理的冲突中非常注重内心做功，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人格的修炼、圣贤之性的养成，以及生命如何超越死亡以达不朽之境。这一身心合一之道的实质是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人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
其次是西方文化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问题上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了西方现代化文化的介入和改造，这其实是建立在西方现代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引入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之上的。西方坚船利炮的入侵，让中国在近代经历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直观地领教了坚船利炮背后西方文化厉害，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强劲的推动力。当然，这样一个转型的历程是十分复杂、艰难和曲折的，它涉及物质层面、精神层面与制度层面。就精神文化层面而言，它促使思想界思考无法带来坚船利炮、无法造就工业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背后有何弊端的问题。于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开始由敬畏自然而转向探究并力图征服自然，这直接构成了五四时期推崇“赛先生”（科学）的文化背景；在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开始了反封建主义，主张自由、民主与人权的天然合理性，“德先生”（民主）成为社会的时尚话题正是源于这一文化背景；在人与自身关系上，张扬人的欲望、推崇心力、注重享受等体现西方文化色彩的人生哲学也在一定程度和特定人群中开始流行。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处于转型过程的传统文化也彰显了顽强的生命力与独特的影响力。这当然不是指一大批守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者如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等学者依然主张从传统文化中找到解决危机的救世良方，因为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救世良方大多带有乌托邦的色彩，我们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主要是指在与迅速传人的西方文化的比较中，许多学者发现传统文化包含朴素而丰富的整体观、变易观，其大同理想与圣贤人格的建构，其知行合一的处世之道，其重仁道、行仁政的民本思想，其“道”高于“术”的治理智慧，以及由于其自身包含了多元民族文化的综合体，故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具有很多优点和可取之处。此外，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自强精神、忧患意识、爱国爱乡情怀等优点和积极因素，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不仅发挥了积极的促进功效，而且其本身也成功地转化为“新文化”的要素与内容。
最后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问题上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指引作用。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社会批判工具，被先进的中国人用以对中国近代文明的落后性、封闭性进行了改造与创新，唯物史观由此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中介、桥梁和纽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唯物史观的唯物辩证法让我们在敬畏自然与利用、改造自然的关系中找到了平衡；在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主张既反对利己主义的算计，要有集体主义的情怀，又反对无视个人利益的整体主义偏颇，它明确批判无视个人正当权益的“虚假集体主义”而主张“真实的集体主义”①；在人与自身关系问题上，它既注重身心需要的满足，认为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②，但又旗帜鲜明地反对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一旦享乐哲学开始妄图具有普遍意义并且宣布自己是整个社会的人生观，它就变成了空话。”③这显然是引领我们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问题上对传统文化的天人之辩、人我之辩、身心之辩诸问题进行发掘、转型、创新的唯一正确思路。
重要的还在于，唯物史观既强调了现代化的普遍性，又主张对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给予充分的尊重。正是这一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指引着现代中国对现代化所必需的精神文化转型与重塑。因此，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我们充分地意识到必须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必须明确地与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划清界限。只有立足传统文化，不忘本来，我们才能在借鉴外来的过程中内生出可以面对未来的现代性文明与文化的元素。也就是说，唯物史观要与本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既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逻辑要求，也是被历史辩证法证明了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客观规律。
事实上，近现代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发展历史也一再证明唯物史观必须和我国的具体国情（包括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通过民族的形式才能实现。这就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④今天在强调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在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我们更应该坚持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否则，我们就很难与形形色色的复古主义与全盘西化论者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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