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学伦理思想通史（明代卷）》：
那么作为一个文盲，朱元璋如何与儒生结识的呢？朱元璋幼年失学，之所以自学成才，得力于从小就怀有强烈的读书之志，他喜欢与儒生结识，从小就得到儒生的指点和教育。根据史书记载，朱元璋读书识字是从皇觉寺做和尚开始的。皇觉寺虽然是一个远离社会的孤冷的寺庙，但他从和尚们诵经中得到了认字识文的机会，学文化得以起步。在强烈的学文化之志的驱使下，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寺院当和尚如此，在以后的行伍中亦如此。在行伍中凡是有文化的人，他都愿与他们结交，向他们学文化。久而久之，文化上进步很快，胸中已有一些文墨。郭子兴反元的起义队伍中的一些伙伴们，凡是遇到文墨上的一些事情都喜欢找朱元璋，如关乎军中元帅的命令、文告、书信等，都主动找他解说。与文墨打交道中，朱元璋受到了文化上的磨炼，萌发了对儒士的好感心理，不是读书人的朱元璋投入到儒士的怀抱。
众所周知，出身草根的皇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只有朱元璋，汉代开国皇帝刘邦也是草根出身。但在对待儒士的问题上却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汉刘邦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对儒士并无好感，相反地对儒士采取了一种鄙夷和歧视的态度，多次有侮辱儒生之事发生。但朱元璋则不一样，他自始至终敬重读书人，他以为读书人见识广，会讲道理，会出主意。他不仅以儒士为他学文化的老师，而且以儒士作为他学习儒学的引路人。在军旅中，他乐与读书人结识。几乎他每占领一个地方，他都访求当地有学问的儒生，千方百计把儒生罗致幕府做秘书、参谋。如他平定浙东后，主动地访求当地有名的儒生刘基、叶琛、章溢等。这些儒士因为大多在元朝做过官，深谙儒学，对反元的红巾军怀有敌对情绪，有的甚至建堡砦、办民兵与红巾军对抗，有的回避起义军，躲在深山不出。朱元璋结识儒士心切，对这些儒士表现出宽容，派人礼请，以礼相待。当这些被礼请的儒士到应天（南京）后，朱元璋极为欣喜，大摆排场，专门盖礼贤馆安置儒士。（《明史·列传十六·刘基、宋濂、叶琛、章溢》卷一二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784页。以下凡引此集者只注篇名和页码）
为了得到儒士的好感，朱元璋对儒士所执着的理学（儒学）很尊重，他攻占婺州后，即刻恢复婺州长达二百余年的理学中心的地位和影响，建立郡学，礼请宋濂等十三名儒士为《五经》师和学正训导，讲解儒家经典。尊重儒士，也就是尊重他们笃守的儒学即理学。由于敬重儒者和儒学，朱元璋得到了儒士们的好感。儒士们再也不把农民军作为叛逆者看待，而是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有些甚至主动地参与了朱元璋的政务和军务。如对朱元璋反元起义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以定天下大计的“高建墙，广积粮，缓称王”，是徽州老儒朱升的献策（《明史·朱升传》卷一三六）。朱元璋很多治军治政的举措是在他向儒生问计中确定的。朱元璋曾向儒士李习、陶安问计治军之策，得到了指点。元璋问：“有何道教之？”安说：“如今群雄并起，不过子女玉帛，将军若能反群雄之志，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东取集庆（南京），可以做一番大业。”朱元璋颇以安言为是。令陶安做令史，并以儒士李习任知府。（《明太祖实录》卷二）朱元璋与儒士结交突出表现在重用儒士上。当他攻占南京后，儒士夏煜、孙宪、杨宪等十余人进见，均被朱元璋重用。由于朱元璋重用儒士，所以在他的身旁聚合了一批颇知名和有韬略的儒士，这批儒士成为朱元璋的左膀右臂，如儒士李善长做了朱元璋的左右郎中（《明太祖实录》），著名理学家刘基、宋濂等成了他的重要谋士和助手，并成为明代开国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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