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怀念》：
信仰是人的精神寄托，有坚定信仰的人能表现出伟大的智慧和胆识。罗先生一生从事史学研究，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导，他说，从事学术研究不能不以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1953年，他对在浙江绍兴发现的二十多处太平天国壁画进行考察鉴定时，由于受形而上学、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的影响，对五花八门的表面现象感到困惑难解，一时难以做出科学的客观判断。后来他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对立和发展变化的观点去分析看待问题，才恍然大悟，很多棘手的难题迎刃而解。经过七年边学习、边检查、边改写旧作和对新问题的实践，他做出了科学的鉴定：他认为原来的龙凤壁画是太平天国的真迹，但太平军退出绍兴后，有人在壁画遗迹上增绘了与太平天国信仰相符的图画，所以绍兴的壁画为真假并存的太平天国壁画。真理是认识事物的工具，是人生前进的指路明灯。马克思主义照亮了罗先生史学研究的道路。
学起于思，思起于疑。罗先生从事史学研究，十分严谨，一丝不苟。他对治学的任何环节都非常认真、细致、诚实，从不马虎从事，坚持科学、务实的态度。他常说，只有老实人，才配当史学家。关于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日期，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罗先生在半个世纪内始终考证不辍，所得出的客观结论为大多数专家学者所信服。为了再清楚天历与阳历、阴历的对照关系，他前后花费了四十二年时间，终于得出总结性的定论。《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是一部不朽之力作，他用了四十九年时间才完成。对太平天国政体问题的独特性质，罗先生平时总挂在心中，经常思索，反复推敲，经过三十年的深思苦虑，才有所顿悟，提出了突破性的新见解。
对史料他从来都十分认真而慎重地对待，首先从辨别史料的真实性入手，从中可以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史料的真实性也就得到确认。吴晗这样评价罗先生：“尔纲在朋友中是最忠厚笃实的一个，可是在著作中所表现的却是一个不安分的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他不肯轻信，也不肯武断地否认一切记载的可靠性。”1956年，有人把李秀成的多种笔迹送司法部门法医研究所做鉴定，认为不是同一个人所写的笔迹，从而断定《李秀成自述原稿》并非李秀成所写。一位精通书法的金石学家也认为不是同一人的手笔，劝罗先生放弃笔迹皆出自李秀成的论点。罗先生难以认同，为此，他下苦功钻研我国古代书法著作，学懂了书法八法，写出《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一文，确证《李秀成自述原稿》并非赝品。后来他深有体会地说：“我研究太平天国史，首先是做辨伪、考信的工作。做这种工作，必须忍耐、小心、一丝不苟，必须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个应该说是我一生工作的基本功。”
乐于接受批评的人，心底可以始终保持清澈。罗先生在中国史学界堪称权威，但他是一个乐于接受批评、勇于承认错误、欣然改正错误的学者。1955年，中华书局编辑曾次亮先生指出罗先生《太平天国史稿·天历志》中“错前一日的假定”不合理。罗先生恍然大悟，非常高兴地说：“这真是一件大快事！”1983年，著名历史学家祁龙威指出罗先生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小有疵病”，“对个别新资料尚未引用”。罗先生当面向祁龙威道谢：“你帮助我知道了原来不知道的事情。”1984年，安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青年研究员徐川一撰文指出罗先生《太平天国史稿·科举志》中断言“太平天国举行科举考试始自辛开元年在广西永安州”的说法与史实不符。罗先生读后深感自愧，虚心地说：我所著述若有纰漏都会贻误读者，表示深深歉意。他毫不踌躇地撰文订误，并恳切地给《安徽史学》编辑部写信说：“徐川一同志在他的大著上指出我的错误，好似和风煦日一般的温暖，使我读后心旷神怡。请加编者按语，以我为‘的’，论著者承认错误是对人民负责的应有态度，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一位名家巨匠，能有如此博大胸怀，成为当时史坛上的美谈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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