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亲亲相隐”制度化对人民权利的保护
我们古代的“亲亲相隐”在孔孟时代只是伦理，还并未进入法律系统。后来随着中华法系的建设，为了维系这一社会，才被逐渐进入法律系统。于是后来，“亲亲相隐”的“隐”就有了隐匿、隐藏的意思。
西汉哲学家董仲舒以《春秋》决狱，从《公羊传》里面发掘父子相隐，并推广到养父子之间也要相隐。汉代桓宽编写了一本叫《盐铁论》的著作，其中记录了法家和儒家的两个辩论：一个是盐铁是官营还是私营，儒家主张私营，法家主张官营；一个是对待亲人是不是要连坐，法家主张连坐，儒家反对连坐，保护恩亲，保护私领域。从《汉书·宣帝本纪》当中我们知道，从汉宣帝四年的诏书开始，中华法系正式明确保护父子之情、夫妇之道。因此，即使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犯了罪，你隐匿了，也是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不主张在法堂上，父子亲人相互举证，罪证要由公权力机关去调查，而不是拷打你的亲人取口供。在东汉末年有一条法律规定：“军队征的士兵逃亡，可以拷打他的妻和子。”这款条文被高柔等人反对，最终曹操下令废止。当时有人问：“曹公，你是不是想要坐天下啊？”曹公：“当然想。”“如若你想要坐天下，就要维护法的基础——亲情伦理，那就要废除这条法令。”
晋元帝时规定亲属间不得相互证罪。北朝继续扩大亲属容隐的范围，已经有“亲亲相隐”的法令。唐代时，中华法系有了一个非常博大的唐律系统。《唐律疏义》确立了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其相容隐的范围较之汉朝进一步扩大，形成了一个完备的规范系统。
到清代末年修法时，吸取的主要是德国法和日本法。民国建立之后，1915年修法，沿袭了《大清新刑律》。民国《六法全书》所规定的亲属匿罪、拒证特免权，都加入了新的时代精神，既重视培护亲情，又把亲情作为一种权利来加以保护，这是法律非常重要的一个继承，也是一个改革。德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正犯或共犯之亲属，为使正犯或共犯免受处罚而予以庇护隐匿者不罚。”日本刑法也有类似的法律条文。在全世界的法律规定中，对亲人互隐，都有相关的保护。
从伦理讲到法律，在传统社会中有各种不可控的因素，所以儒家申张的是老百姓的生存权、财产权以及弱者的权力、鳏寡孤独的权利、受教育权和参与政治权等，这些就是儒家大道之所在，他可以更长久地维系人性的根本。清代末年，特别是民国时期的法制改革，使中国古代容隐制和引进的西方特免权相融合，所以容隐制度是中国古代儒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资源，结合这样的制度来处理我们现实的问题，一定可以使我们的法律制度达到一个更健康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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