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力克，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史。著有《历史与价值的张力——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调适的智慧：杜亚泉思想研究》《求索现代性》《自由与国家——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论》等。

严复与梁启超，两位“转型时代”的启蒙先知，犹双峰并峙，引领晚清启蒙思想之风骚，并成为五四启蒙诸贤的精神导师。作为中国启蒙运动之父，严复是向西方借取现代文明之火种的盗火者。其《原强》等雄文开晚清启蒙运动之先河，其对西方现代文明秩序之“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揭示，其译作《天演论》激起的进化论思潮对儒家古典世界观的冲击，其输入亚当·斯密《国富论》而揭明中国经济转型之方向，石破天惊。以“新思想界之陈涉”自许的梁启超，则发起思想革命和道德革命，以输入现代新道德新观念，其《新民说》倡言民族主义与国民精神，反思国民精神之阙弊，成为清末影响深远的启蒙著作。本书聚焦严梁在自由与国家、国民与政制、进化与伦理、盎格鲁模式与普鲁士模式之间的艰难求索，从而展现两位启蒙巨擘徘徊于中西文化之间的紧张而丰富的灵魂，以及晚清启蒙思想的激荡风云。

严复和梁启超为晚清启蒙运动两位杰出的思想领袖。严复为中国启蒙运动之父，被康有为尊为“西学圣人”，其《原强》等雄文开晚清启蒙运动之先河，其揭示现代文明核心价值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论，其译作《天演论》激起的进化论思潮对儒家古典世界观的冲击，其输入亚当·   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而揭明中国经济转型之方向，石破天惊，严复堪称向西方借取现代文明之火种的盗火者。以“新思想界之陈涉”自许的梁启超，则发起“道德革命”以输入现代新道德新观念，其《新民说》倡言现代公民精神，反思国民精神之阙弊，成为清末影响最为深远的启蒙著作。

晚清“危机中的启蒙运动”显示了其与欧洲启蒙运动迥然相异的特点：其一，人道主义与富强主义。承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人文主义余绪的欧洲启蒙运动，以“人”为主题，无论是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的时代”或“解放的哲学”，抑或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美德的伦理”，皆以人文主义为旨趣。在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的研究中，人性是启蒙哲人探究的一个突出主题，如休谟的《人性论》、亚当·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爱尔维修的《论人》《论精神》、拉美特里的《人是机器》《心灵的自然史》、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等。这些启蒙哲人学养深厚，多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或法国科学院院士。而晚清启蒙运动则以“国”为本位，以救亡图存的富强主义为宗旨，如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梁启超的《新民说》。其二，内生性与外铄性。欧洲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一脉相承，是欧洲社会转型的内在思想环节。而晚清启蒙运动则是由西力东侵刺激而起的外源型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阶段，在这种外铄性的启蒙运动中，西方现代文明成为中国转型的历史坐标，“对西方的追慕”使欧洲启蒙运动的“古今之争”转换为“中西之争”。其三，学术理论与改革策论。欧洲启蒙运动涌现出灿若星辰的启蒙思想家群体，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启蒙时代留下了大量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名著。与欧洲启蒙哲人潜心书斋而作的鸿篇巨制不同，身处晚清救亡危机中的严梁等人的启蒙著述多为报刊上的改革策论文章，或译介西方现代社会科学著作。此亦为“危机中的启蒙运动”之局限。严复译著的流播，亦为中国转型之“移植的现代性”的表征。

严复与梁启超，两位“转型时代”的启蒙先知，犹双峰并峙，引领晚清启蒙思想之风骚，并成为五四启蒙诸贤的精神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