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
苏东坡谓：世有妄庸者，作欧阳永叔语云：吾不能为退之《画记》，此大妄也。方苞则日：周人以下，无此种格力，欧公自谓不能为，所谓晓其深处。而东坡以所传为妄，于此见知言之难。张裕钊亦谓：《画记》可追《考工》。窃谓韩公于古文，必期能海涵地负，无所不蓄。六经百家，皆归镕铸。如《画记》此文，最为题材所限，本最不宜人文，而韩公故以人文。欧阳永叔于韩集，用力最深，体悟最精，尤于其碑志赠序诸体，皆能会其渊微，得其神似。故独于《画记》特出，自审力不能及也。东坡为文，多仗才气，盖短篇散文至于东坡之手，而得大解放。恣意所至，笔亦随之。自谓如水银泻地，无乎不达。然已失却韩公以诗为文之精意。似东坡于柳氏所谓遍悟文体之说，不加体会，故谓独不能为《送李愿归盘谷序》。其实衡以韩文神理，坡集于碑志赠序诸体，所不能造其渊微者多矣。则宜乎其以永叔此语为妄传。
韩集杂记诸文，尚有介乎碑记与杂记之间者，如《燕喜亭记》，《新修滕王阁记》诸篇是也。此诸篇虽亦上石之文，乃全以散文笔法出之。此等文字易于模效，遂亦为后代开出无穷法门。宋人记亭阁，记斋居，皆摩空寄兴，不为题材所限，尚有运诗人文之遗意，而宋人亦不自知。后之论诗者，率分唐诗宋诗而为二，今亦可谓韩公赠序诸篇，皆是唐诗神韵，至其杂记，如《燕喜亭》《滕王阁》之类，则已开宋诗境界矣。然此亦非深于文章神理者不能辨也。
柳集独于杂记一体颇致力，凡得四卷三十六篇，夥颐甚矣。大体论之，皆当归人碑记之类。尤其山水记游诸篇，卓绝古今，评者皆谓其导源于郦道元之《水经注》。窃谓韩柳同时，同倡为古文，声气相通。二公之于运诗人文之微意，盖有默契于心，不言而相喻者。柳公固精于诗，若是沿袭旧辙，则当为谢康乐。而柳公顾变体为散文，于是遂别开新面。然若不如是，则短篇散文，仅沿旧辙，仍是论辩奏议之类，亦决不能深入纯文学之阃奥也。后人必分诗文为两途，而隔绝视之，故漫不得子厚记游诸篇之深趣耳。
杂记之外，复有杂说，于韩集不多见，而柳集乃颇盛。所谓说者，《汉志》九流十家有小说家者流，其书虽不传，然诸子之书尚多有之，尤以庄子书为然。亦可谓庄周寓言，皆小说也。若割截庄书，分章分节而观，则内篇七篇，上起北溟之鲲化而为鹏，下迄鯈忽之凿混沌七窍，几乎十九皆小说耳。外杂篇中精彩者，亦皆小说也。又如策士纵横游说，见于《战国策》者，其文亦多以小说杂羼之。惟此等皆镕入长篇，不独立为文，因此后世遂不见此体，而往往转化入诗中。盖中国诗人，自魏晋以下，殆无不沉浸于道家言，尤怡情于《庄》《列》。《列子》伪书，当出于晋，其书亦多小说。诗人之比兴，正似小说家之寓言。可知运文人诗，其来久矣。韩公狡狯为文，又一转手运诗人文，遂若蹊径独辟。今试以韩集《杂说》龙嘘气成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两章，以韵语转译之，岂不即成为太白古风之类乎？故李光地评韩公龙云篇，亦谓此篇取类至深，寄托至广，是仍以评诗语评文也。其他如《获麟解》，解亦犹之说也，此等皆当属杂说。姚鼐《古文辞类纂》以之归人论说类，实为失伦。试参之柳集，而再定其归类之所宜。
柳集有《鹘说》，有《捕蛇者说》，有《谪龙说》，有《罴说》，有《观八骏图说》，皆杂说之体也。又有三戒，日《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此则显然介乎杂记与杂说之间矣。其实如韩公之《圬者王承福传》，柳公之《种树者郭橐驼传》之类，亦皆小说杂记也。而姚氏《古文辞类纂》以之归人传状，又失其伦类矣。柳集又有《乞巧文》，《骂尸虫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逐毕方文》，《辩伏神文》，《想螭文》，《哀溺文》等，总题日骚。就其文辞言，固属骚体，就其内容言，则亦杂记杂说之类也。柳集以对卷十四，问答卷十五，说卷十六，传卷十七，骚卷十八，吊赞箴戒卷十九，铭杂题卷二十，相联编之，最有深义，盖此等皆杂记杂说也。是非精辨于文章体类之源流变化者不易晓。盖柳集编次，出于其友刘禹锡。今传柳集，虽非禹锡手编之旧，然大体尚依稀可见。刘禹锡与吕温二人论文语，皆有极超卓者。想当时与柳公相友讨论有素矣。独惜李汉之编韩集，乃全不识文章体类，日杂著，又有杂文，驱龙蛇而杂之于菹泽之中，最为无当。今若以柳集分类细阐之，当知杂记杂说，其体皆近小说，亦与辞赋相通。庄屈同条共贯，惟庄为散文，屈为辞赋，其外貌虽别，其内情则通。韩非《解老》《喻老》，内外《储说》《说林》诸篇，更近散文体制。然其为接近道家言，则彰著无疑，故其文亦多采小说。亦与后代杂记杂说之类相似。则此类文不当与论辨相混，亦复与碑记有别，又断可识矣。而今人论韩文者，乃谓韩公古文，特受当时传奇小说家之影响，则可谓更不了于古今文章流变之深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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