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军，生于1971年10月，吉林省长春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现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系副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兼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吉林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儒联顾问联络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吉林省哲学学会理事、中国曾子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儒学、礼学。先后发表中国哲学方向学术论文数十篇，主持并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十余项。

　　经典诠释是当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中的重要基础理论环节。它同时内含历史性认知意义上的实事求是、文化发展与融合意义上的义理创新以及经世致用意义上的时代思考等三个方向的理论诉求。以上认识构成了《《论语》广义：当代视域下的儒家经典研究》写作的目的与具体指导原则。
　　《《论语》广义：当代视域下的儒家经典研究》内容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是从中西文化传统之比较和中国文化传统内部架构这两个视角来深入考察当代视域下儒家经典研究的意义；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儒家经典的结集历程和诠释方式，意在说明儒家经典诠释就是即文言而超文言，将共文形式体贴于个人生命实践体验之中，凭借自由的心灵活动和真实的情感体验所达成的人文教养以实现对圣人得道之意的证悟；第三部分以《论语》为例，结合前述思想，从为学之道、情感与德性、为仁之道三个方面进行当代视域下的思想解读。

　　《<论语>广义：当代视域下的儒家经典研究》：
　　这些情况共同构成了中晚唐的社会现实，也是造成这一时期儒学复兴的背景所在。唐代中晚期儒学复兴的根本就是要救治时弊、振兴国运，故如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虽然都倡导尊经重士，然而他们所看中的乃是儒学礼乐刑政、褒贬劝惩等切实尚用之学，既非先秦儒学义理，也非两汉以来的儒学章句。对此，在《全唐文》卷206《答捕蝗书》中，姚崇曾有议论，其谓：“腐儒执文，不识同变，凡事有违经而合于道者，亦有反道而适于权者。”唐代中晚期儒学复兴的干将韩愈亦秉承了这一点，如他在《论佛骨表》《原道》二文中批判佛老与倡导儒道就是立足于现实功用而做惩劝之论。当然，韩愈也疏证《论语》《大学》《中庸》，讲论孔孟心性，但是他的这种论述仍是为了切实保证儒家礼乐刑政之功而不是要真正建立儒学心性本体，实践其为己之学的宗旨。故而即便韩愈触摸了儒学心性本体内涵，也是从实用目的出发，以其为功利实践的工具，建构外在现实事功，与孔孟儒学“圣王”一贯的切己精神并不符合。由此可见，唐代中晚期士人之于儒学复兴绝非要从“为己”之本体上确立，乃是普遍基于一种实用功利倾向，亦可谓是一种新形势下的“为人之学”。
　　中晚唐时期儒学复兴的实用功利特征，首先是对汉晋时期儒家名教异化影响的一种纠正，故而有其合理性。汉儒侧重名教制度，但是汉末名教瓦解，名不副实，结果便只能以纲常礼教的外在力量制约人们行为，而不能开显出其中的内在精神源泉。至唐中晚期，在战乱和佛、道思想的双重打击下，这一体系已趋于解体。于是如韩愈、杨绾等一批士人开始从较重视个体内在修养的儒家经典中寻求重构儒学政治体系，以期实现现实救治图存之功。于是《大学》《中庸》《孟子》等逐渐开始为人重视。陈寅恪先生以为这种做法使“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既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将外在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建立在个体心性自觉的基础之上。由此可见，以韩愈为首的中晚唐儒学复兴虽然同汉儒一样也是要实现经世致用，但却是为了克服汉末名教异化发展之弊端。同时，它对于排斥佛老出世之论、传述儒学名实一体的致用之功乃至开启后来宋明理学新气象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此，后人如皮日休、石介、二程、苏轼、朱熹等亦曾予以大力奖掖。至如今人陈寅恪先生而总论之，陈先生以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从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乎政治社会者如此，关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而以韩愈为首的唐代中晚期儒学复兴正可谓是此新旧格局的具体转折。从文化学术上讲，它亦成为儒学发展史上联系两汉经学与宋明理学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此亦可见，唐代中晚期儒学复兴中实用功利倾向具有一定的时代积极意义。
　　其次，我们还要充分认识到这种实用功利倾向亦伴随着相当的消极影响。如上所述，以韩愈为首的一批中晚唐士人为了改变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分裂与衰颓局面、发挥儒学治世之功，乃在实用功利倾向下开始复兴儒学，并切实形成了一定的历史影响。然而随着其实用功利倾向的持续发展，儒学“为己之学”的宗旨便无可避免地遭到遮蔽。它的直接表现就是儒学“立德成仁”的“为己之学”内涵逐步淡化乃至丧失，而实用功利的欲念则得到膨胀与提升。这在中晚唐士人思想与行为上都得到了极大的证明。就思想而言，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唐代中晚期复兴儒学的目的既是从实用功利的角度出发发挥儒学济世图存之功以改变现实纷乱衰颓的社会局势，因而复兴儒学在唐代中晚期士人那里便仅仅是其实用功利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其最终的精神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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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当代视域下儒家经典研究的意义
一 中西比较视域下的考察
（一）中西文化传统观念之比较
（二）中西文化传统价值之比较
二 中国文化传统内部架构的考察
（一）道家的修治体系
（二）佛家的修治体系
（三）儒家的修治体系

第一章 儒家经典的结集历程
一 “经典”释义
二 儒家经典的三种结集
（一）五经（六经）合称
（二）十三经合集
（三）四书合集
三 “四书”与“四书学”

第二章 儒家经典的诠释方式
一 经典诠释的目的
二 经典诠释中“道”与“经”的关系

第三章 《论语》广义之一：为学之道
一 学之对象
（一）对象性认知
（二）内省觉知
二 学之宗旨
（一）德与才
（二）为己与为人

第四章 《论语》广义之二：情感与德性
一 质直与人情
（一）质直之义
（二）“父子相隐”之道
（三）有关“亲亲互隐”之议
二 情理归德
（一）忠信之德
（二）仁爱之德
（三）合礼立德

第五章 《论语》广义之三：为仁之道
一 仁道与人道
（一）人道的确立
（二）人道的内涵
（三）人道确立的价值意义
二 以义制礼
（一）新义制旧义
（二）新义制旧仪
（三）义起传礼的意义
（四）义起传礼的当代启示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