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之学，自汉以来，备受压抑，至宋明尤甚。及清中叶，虽注者渐多，但由于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一般均将孟、荀对立起来，使二家在义理上无法疏通，因而对荀学产生种种误解。近人更有把荀子划入法家，以与儒家对垒者。其事虽荒谬悖理，亦可见近人对荀学误解之深。因此，如何阐明荀学之价值与意义，以重建荀子在儒学中应有之地位，实为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荀学之基本性格是要弘扬人道，宣扬天生人成的观念。中国文化自周初人文精神兴起以来，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即不断提高。首先是孔子指出仁是我们生命的高贵本质，也是一切价值理想的泉源。孟子进一步讲性善，言仁义礼智根于心，人有可以为善的先天根据。到了荀子，便说“天地生之，圣人成之”（《富国篇》），“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礼论篇》）。这便明确地把人提升为三才之一，与天、地并列。孟子着重树立理想，荀子着重把理想化为现实。因此，由孔子而孟子，由孟子而荀子，彼此相辅相成，实为儒学应有之发展。
荀子天生人成的思想，首先要明于天人之分、性伪之分。其目的是要人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要人“伏术为学”“思索孰察”（《性恶篇》），而不徒恃生之所以然之性。
《天论篇》名义上是讲天，实则是讲人。荀子把天分为能生之本体与所生之自然。能生之本体可使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更能使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然而我们却只见其功而不见其事，只知其所以生而莫知其无形。因为天职是不为而成、不求而得、神化莫测、不可捉摸的。因此，吾人之智虑虽深，能力虽大，明察虽精，亦不以之加于天道。这便叫作不求知天。
然而，能生之本体如何产生列星、日月、四时、阴阳、风雨、万物等自然现象虽不可知，但既生这些自然现象，这些自然现象便可以为我们所知。人便应当记识这些自然现象之可以期必，可以生息，可以从事，可以为治者，将其应用于人事之上。这些自然现象有其运行的规律，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故人只要能尽其在我，敬其在己，便可以将吉凶祸福操在自己手上，“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天论篇》）。这便叫作知天。
《天论篇》一面要我们知天，一面要我们不求知天。要知的天，是指可以应用于人事上的自然现象；不求知的天，是指不为而成、不求而得的能生之本体。《天论篇》的主旨就是要我们分清楚要求知的天和不要求知的天，要我们明于天人之分。明于天人之分的目的，是要我们注重人道之所宜。故星坠木鸣等天地之变并不可畏，人妖才是可畏的。所谓人妖就是指因为人事不齐而导致的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籴贵民饥、路有死人等。荀子认为一切吉凶祸福、安危治乱全系于人事，而无关于天道，故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天论篇》）
至于荀子之所以要反对孟子之性善论，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以为一旦主张性善，说人天生就是善的，便不必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不再需要后天人事上的努力。所以他说：“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性恶篇》）荀子的这些看法，当然都是对孟子的误解，因为孟子并没有说性善则去圣王。相反，孟子说性善，从四端指出人有欲善与可以为善的先天根据，正是要人知道人皆可以为尧、舜，有为者亦若是，而勉力为善。不过，荀子对孟子有所误解是一回事，荀子要人在生之所以然的本始材朴之上“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性恶篇》），则与孟子并无二致。荀子认为人在生之所以然之性中，不但有好利恶害、好荣恶辱之性，而且也有欲为善，好礼义、辞让、忠信之性，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人有这些好善的主观愿望与可以为善的主观能力，孟子便因此而说性善。但荀子认为只有主观的愿望和能力，并不能保证善的实现。荀子所谓善，是就正理平治而言，是就善在客观上、现实中的实现而言。故此，人徒有主观的善的愿望，不独不可称之为善，反足以证明人性是恶的。故曰：“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性恶篇》）同样，人若只有可以为善的能力，也不能因此说性善，因为由可能变为现实，仍要有许多人事上的努力。荀子虽然说“人生而有知”“心生而有知”（《解蔽篇》），“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性恶篇》），但可以并不一定可能。要用人可以为善的能力，把为善的愿望化为现实，便要学至全尽，知类明统，兼陈万物而中悬衡，使心之所可中理合道，然后循理直道，勉力从事，才能把潜能化为现实。所以荀子说：
“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尝有能遍行天下者也。夫工匠、农、贾，未尝不可以相为事也，然而未尝能相为事也。用此观之，然则可以为，未必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其不可以相为明矣。”（《性恶篇》）
荀子有可不可与能不能之分，正如孟子有能不能与为不为之辨。不过孟子除了就四端指点性善外，也就人有良知良能说性善。而荀子所谓善，既然指正理平治而言，则善必须与客观的礼义法度相配合，不能只就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的道德感情而言。主观的道德感情要成为客观的善，必须“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性恶篇》）才能达至。因此，他不说性是善的，而只说“其善者伪也”（《性恶篇》）。但不说性善，其实是可以说性无善无不善的。至于荀子把它说成是恶，亦有矫枉过正之处。不过，荀子既然基于天生人成的原则，把善的标准提高，强调后天人为努力的重要，则他在措辞上虽有过当之处，也不该将其提升到纲领上来，和孟子的思想完全对立。但世人读《荀子》，多执着于“性恶”一词，将其与《孟子》对立，这是很可叹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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