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川到明治：自他认识的思想史》：
在国文学者、国语学者芳贺看来，自太古时代起日语就连续一贯这一不可动摇的伪设，已经为日本文学及其内在的日本精神提供了保障。而且还特地附上了日语“元音甚多，是以柔和语言”，所以“读日本之文学，诚柔美”的特点。当然，究其细节而言，认为“自昔日与支那交通，以儒佛之影响，助文学之发达”的芳贺，与几乎完全否定了中国的影响，从而试图发现“国民思想”的津田之间还是有所不同。津田认为，以贵族文学为主的日本文学本身，已经打下了模仿中国的深深烙印，而作为国文学者、国语学者的芳贺则将所有“被书写之物”视作日本文学，可谓其独到之处。但两者都希望通过寻找与中国文化相异的、原本存在的某种特质来把握日本文化，这便是他们共同的视点。
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不对村冈、和迁、羽仁等人的“作法”进行详细分析②。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作法”以丸山真男为节点，作为战后思想史学的“执拗的持续低音”被继承了下来。战前丸山受过哪些研究者的影响（或者说没有受过哪些人的影响）?我们可以参考丸山本人于1952年和1961年所做的整理。丸山将战前日本思想史学的转变过程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举出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和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等“文明史的思想史”；第二阶段则是明治20年代初登场的“同时代的思想史”时期；而后第三阶段则以井上哲次郎为代表，是“国民道德论的思想史”时期；第四阶段是以村冈典嗣、和辻哲郎为代表的“作为文化史的思想史”及津田左右吉的“生活史的思想史”时期；最后的第五阶段则是“1920年代后半叶狂风暴雨般席卷了日本学术世界和知识分子们”的“唯物史观的思想史”时期（顺便一提，丸山对战时的日本思想史学的评价是：“方法上没有留下什么独特之处，即使一部分比较具有学术性形态的，也不过是止步于前一阶段，特别是国民道德论的变奏曲而已，并不能看作与上述五者一样的阶段性构成”①）。②
诚然，丸山本人曾说“从这些过去的业绩中能够学到的，主要是针对德川时代个别的学者、思想家的个别言说的解释，不过如此”，对先行诸多研究，他的评价是消极的。但是，他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开篇引用黑格尔有关“中华帝国特性”的“神权专制政治帝国”的“再生产”的论述，又从与“中华帝国的停滞性”形成对比的德川时代的朱子学出发，摸索徂徕、宣长学等。很难否认在他身上，战前日本思想史学烙下了沉重的印记。尽管我们知道，在战后，他对自己的“中国停滞论”进行了自我批评性的回顾，但即使将其视为针对“与中国的停滞形成对比的日本的相对的进步性”的“逆向对比”、以“历史辩证法”进行的自我批评，在各种意义上备受关注的《历史意识的“古层”》（1972年）等论文中，我们仍能清楚地看到滥觞期“作法”的强大作用力。丸山主张“接踵而来的不断的”“古层”“执拗的持续低音”“在被来自汉意、佛意、洋意的永久形象触动时，通过与其摩擦、碾轧，‘古层’成为蕴育历史性因果认识、变动力学的绝佳土壤”，形成了“日本文化的隐形”“个体性”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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