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田次郎（1951— ），1995年以《乘地铁》一举拿下“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接着便一发不可收拾，1997年以《铁道员》获得“直木奖”；2000年以《壬生义士传》获得“柴田炼三郎奖”。他本人也成为“直木奖”、“柴田炼三郎奖”、“山本周五郎”奖等文学奖项的评委之一。二十多年来浅田笔耕不辍，发表了上百部小说，受到无数读者追捧，被誉为日本近年来*受欢迎的作家。

被称为“明治”的时代，随着明治天皇驾崩成为历史。遥远幕末你死我活的刀光剑影，已经演变为身着防具、使用竹刀进行的剑道比赛。

近卫师团的梶原中尉是一位剑道选手。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他将迎战在全国武道大会上五次蝉联冠军的对手。

正当他为此忐忑之际，他遇到了一位号称“一刀斋”的老人。这位老人正是活跃于幕末的新选组中号称*强剑客的斋藤一。一连七个晚上，老人向梶原讲述了自己在幕末那个腥风血雨的时代中仗剑而生的故事，讲述了自己的心结，同时为梶原指引了剑道的方向……

兵败如山倒。

输赢也看一个运势，一旦首战败北处于下风，就很难再有翻身的可能性。

从戊辰之战这个大环境来看，鸟羽伏见战败就没开个好头。而会津之战中，白河战也是首战。两次战役都是在有明显的兵力优势的前提下却惨遭溃败。

夺回曾经失掉的阵地也不是件容易事。因为这已经不单是兵力和气势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守城的正是攻下城的敌人，他们比谁都清楚守方的弱点。而夺回的那一方为了一口气，基本都会不遗余力地选择正面进攻。因此战争中通常都会选择舍弃一度失掉的城池。

然而我们却为夺回白河城损失了大批的兵力。可以说从那时候起会津的结局就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输掉一场战役后，正确的做法是将战线后撤重新制定作战方针，而那时候的会津已经失去了冷静思考的能力。

敌方的总大将是雷打不动的西乡隆盛，幕下的将士也都是萨摩人。虽说是诸藩联合，但却是一支高度集权管理的军队。

相对而言，肥后守大人手下却没有能够指挥全军的总大将。所谓藩政，就是凡事都由家老们商议决定，关系到战争的也不例外。再说了，那些来自奥州盟主仙台的援军和江户陷落后落魄的幕臣，哪里又会对会津唯命是从。

尽管如此，我们也努力过了。从五月初白河陷落到九月二十二日投降，战争持续了五个多月，可以说是奋战了吧。

其间新选组总是战在队伍的最前面。母成岭激战时，被后来的大山元帅带领的炮兵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猪苗代之战又败给了土佐的板垣退助，挣扎中还被背后赶来的西园寺公望、黑田清隆和山县有朋一干人指挥的大军夹击。简直就是高官大臣大贱卖。

即便是这样，也咬牙熬过了会津盆地闷热夏季的那五个月，我们真的尽力了。

也就是在连连败战中，土方和我永别了。

脚伤痊愈后，土方回到了战场，但新选组的队长依旧还是我。至于原因嘛……土方的威名在军中引起了轰动，所以他不得不指挥包括我们在内的更多的人。

那人是带兵打仗的天才。事到如今搬出这些来也没什么意思，不过他真是相当擅长作战，并且还是无师自通的。

那时候新选组已经只剩下四五十人了。他主张舍弃会津去仙台，而我则表示死也要死在会津。

在土方看来，这一场叛离是让他始料不及的吧。毕竟那次之前，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他的命令——一次也没有。正是那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对峙，成了我们今生的诀别。

我们各持各的理儿。分歧就出在新选组到底算是幕臣还是会津的家臣这上面。另外就是到此为止或是继续前行那种攸关生死时机的问题了。

那可是个大难题啊。正因为是难题，队士们的意见也分成了两派。

安富才辅和岛田魁选择追随土方，久米部正亲却说要和我一起留下来。队士们都各有各的打算。

这样也挺好的不是嘛。其实从离开京都时起，我们就已经不是新选组了。新选组从文久年间的革命时期开始，担任的一直就是维护京都治安警察队的角色。既然职责已变，那充其量就只是个拥有同样名号的其他组织罢了。恐怕土方心里也抱着同样的想法吧。曾经是新选组队士的人，只要各自背负着诚字旗死去就行，不需要其他任何理由。

哎呀，又绕了一个大弯子。如果按照说书人的说法，斋藤一是在庆应四年九月四日，战死于会津如来堂的。

那在这儿的是谁？就算乖僻到无可救药，但死了的人总不能不去那个世界，反而在四十五年后还好好坐这儿晚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