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中的一种，选录了王汶石的代表作《风雪之夜》《春夜》《大木匠》《新结识的伙伴》《沙滩上》。这些作品都是反映农村生活新变化、农民精神新面貌的，使得王汶石成为五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领军人物之一。
《风雪之夜》不仅是王汶石“十七年”间先发表的小说作品，而且也借由此作正式拉开了他直面新生活、书写新人物的序幕。此后发表的小说作品，始终把故事与人物紧密地结合起来，着力表现农民群众以主人公姿态对于农村工作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推动，而且着意写出干部与农民各有千秋的个性特征。譬如《新结识的伙伴》塑造了张腊月、吴淑兰两个个性鲜明的农村妇女形象，展示了中国农村妇女新的社会地位、新的命运、新的生活。
风雪之夜
一九五五年的最后一天，我跟乡支部书记杨明远同志，到靠近河岸的一个小村庄去。
天气阴沉，满天是厚厚的、低低的、灰黄色的浊云。巍峨挺秀的秦岭消没在浊雾里；田堰层叠的南塬，模糊了；美丽如锦的渭河平原也骤然变得丑陋而苍老。
东北风呜呜地叫着。枯草落叶满天飞扬，黄尘蒙蒙，混沌一片，简直分辨不出何处是天，何处是地了。就是骄傲的大鹰，也不敢在这样的天气里，试试它的翅膀。
风里还夹着潮湿的气息，这是大雪的预兆。
我们是早饭后到村的。社员们正忙着装配高温沤肥坑。拉大车的，推小车的，挑水桶的，扎草把的，来来往往，紧张而热闹。天虽冷，却有不少人只穿着单褂子。生产委员王振家，甚至敞着衣襟，露着胸膛，就这样，头上还冒着滚滚的汗珠。
人们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王振家喊：“支书，看我们的劲头怎样，热火不热火呀？”
支书喜得合不拢嘴：“好哇，穿上衣服吧，小心着凉！”
振家答道：“不这么干不行啊，天阴得很重，下雪前，得把这些沤肥坑全部装好呢！”
支书小声对我说：“看！社员的行动，就是对社的最好检验哪！”
支书的任务，是来验收这个新建社的。验收新社，原是区委会的事；由于今冬农业社发展得出乎意料地迅速，只月余时间全区就基本合作化了；而许多老社，又追着支部，催着区委，要求转高级社，区委会实在忙不过来。那么多新社，别说详细验收，就是到各社去巡视一趟，也需要许多时间；而时间，又是多么不够用啊！就像区委书记严克勤同志说的：“搞不好，‘时间’就要‘脱销’了。”因此，区委会作了决定，由严区书亲自主持，召集各乡党支书参加，做了一次验收示范工作；然后，拟出一个详尽的验收提纲，委托给乡支部去做。
严克勤同志那种对事严格的作风，在全县的干部中是很有名的，对验收工作自然也不例外。各乡支书离区返乡前，他又花了多半夜的工夫，和支书们举行了一次谈话会，研究了各乡的突出问题，并且警告在座的支书们说：“年关难过，咱们还欠群众几笔账啊，要在年前付清，就还得多加油。你们验收过的社，区委会要抽查的。”他问大家对区上有什么要求，有几个支书开玩笑地说：“别的倒没有什么，就看区上能不能多发一点时间给我们！”严克勤同志摇着头说：“不行，这不能供给，连我们自己还不够分配啊！只好靠你们自己了，有什么办法呢？跑步吧，加油赶吧！”
乡支书杨明远今天就是从铁道旁赶到河岸来的。
验收的工作，进行得很细致，召开了贫农会、中农会，又进行了个别访问。中间一直没有停歇，直到天黑，才吃午饭。饭后立刻召开建社委员会。在会上，支书提出几十个问题，盘来问去，仿佛他是专门跑来找岔子似的。这使我想起，在三级干部会上，杨明远发言时，县委组织部长给我说过的，“杨明远这几年进步很快，他完全学着他们区委书记的样子，认真、顽强、钻劲儿大”。
验收结束时，夜已很深，满村喔喔的鸡叫声。雪，从黄昏的时候下起，现在越下越大了。
杨明远打算回去，社主任王槐旺挡住他说：“不行，夜深了，风雪也太大！”
我知道，明远昨晚上在铁道北时差不多一夜没睡。我看见他站起来时就像喝多了酒似的，有些站不稳当。“明天走吧！”我劝他。他沉吟了一会儿说：“区书明后天就从县上回来了，有新任务——咱们去看看路吧！”
屋外简直是另一个世界。树木折裂着，狂号着；那滚滚的狂风，卷着滔滔的雪浪，在街巷里疾驶猛冲，仿佛要在瞬息之间把整个村庄毁掉似的。道路全被雪盖住了。风雪打得人睁不开眼。杨明远犹豫了一下，对我说他决定留下来。
这时，旷野里，远远地闪着一条手电灯的光带，时北时南，仿佛是有人在寻觅什么东西。更使我诧异的是，风雪压迫得人口也张不开，而那个旷野里的人，却悠然自得地唱呀唱的。那歌声时时被风雪打断，那人似乎不愿向风雪屈服，被打断的歌声，一再高昂起来。
明远又犹豫起来了：“路上还是有人哪，可见还是能走！”
社主任老王说：“那是吆喝雁的人，不过在村边麦地里赶一赶雁罢了，他连河滩也不敢去哩。”
回到屋里，房东收拾好了炕，泥炉里的炭火正熊熊地烧着，杨明远坐在炉边，神情还有些不安地说：“会不会是区书呢？”
社主任老王哈哈大笑道：“支书，你这人真太心小，一味地胡思乱想，区书这会儿怎么会来呢！”
我也以为区书现在不会来，因为县上的会至少得两天，就是元旦不休息，他也得明天下午才能回到区上。
社主任又笑着说：“区书爱人在县卫生院工作，他要回来，也在早晨。”
明远点点头说：“有根据，今天是除夕，又是星期六，县上各机关都放假了。”
社主任给我们放好门帘，回家去了。
我们又谈起严区书来。杨明远的兴致特别高，疲乏和睡意从他的眼睛里消失了。他讲区书小时候困苦的孤儿生活；讲区书怎样从一家皮坊偷跑出来，到洛川去参加革命；讲区书在工作中的顽强精神。他讲得那样详细、恳切，仿佛是讲他自己的身世似的。他说：“区书一九四九年缝的一条被子，现在还崭新哩。他用被子的时候不多，常常工作到深夜，伏在办公桌上就睡着了。”
这话也许有些夸张，但是，我听见许多干部都这么说过。
我知道杨明远是严区书最赏识的支部书记之一，可是区书对杨明远却特别严格，赞扬的时候很少，批评起来却毫无保留。像在这次三级干部会上，他指定杨明远作典型发言，讲题是建社过程中各项工作的安排。他要明远先写出发言稿给他看。他明知明远从小给人揽工，识字不多，只是最近几年，在革命工作中才学会了读书和写报告。可是他看了明远的文稿以后，却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从内容到分段，以至于文法和标点，没一样不批评的，说明远是“思想懒汉”，不肯下功夫钻研；然后，才和他一起研究，逐句修改。那一个下午，杨明远出了好几身汗，从房里走出来时，棉衣也湿透了。
我问杨明远：“你们这个乡的工作很不坏呀，在全县都很突出，为什么严区书还那么不满意呢？”
杨明远说：“区书怕我们垮台，怕我们自满；所以，在你还来不及自满的时候，他就敲打起你来了。”他意味深长地接着说：“区书剋我剋得真狠。从他当支书，我当村农会主席时，他就常剋了。剋得好，如果他这几年剋得不紧呀，今天这样的工作局面，我就没法应付下来。”
风暂时平息了，雪却下得更大。我们谈得高了兴，忘记了时间。鸡叫二遍了，我们才离开火炉，走向炕边。我突然觉得身后袭来一股冷风，大概风又刮掉了门帘吧。回头一望，帘子下凛凛然屹立着一个雪人。他的脸庞瘦削而黑青，宽额头，宽鼻梁，眉毛拧成一条绳，眼睛眯成一条细线，仿佛害怕灯光把它熔化了似的。他望着我，嘴角慢慢泛出一缕细细的笑纹，声音柔和地说道：“你也在这里！”
“哦嗬！是你呀！”我惊讶地说着，急忙握着他的手（那手，简直是一块正在消解的雪团）。
他在门外脱掉了大衣，抖落了雪花。
杨明远悄悄在我耳边咕哝着说：“嘿，我估计得不错吧？”我点点头。
严区书听见了，在门外问道：“你们说什么？”
我说：“我们正在谈论你，你就到了。”
“谈我什么呢？对我保密不保密？”
我笑着说：“幸亏没说什么坏话。”
“多谈坏话比戴二尺五的高帽子强，只要能让本人知道！”他那慢条斯理的样子，和款款浅笑的神态，简直像个老诚敦厚的大姑娘。
杨明远帮区书把大衣挂在火炉边的墙上，对他说：“把鞋袜脱下，你上炕去暖一暖，炕是烧过的。鞋袜给我，我一会儿就给你烤干。”
“不，我来！”他拉着凳子靠近火炉坐下了。
杨明远一边给炉里添炭，一边说：“你没到卫生院去？我们还估计你晚上不会回来呢！”
区书说：“谁像你哟，半个月不回家就害病了！”
明远哈哈地笑着，争辩道：“这真冤枉死我了！老王，你说句公道话吧！”
我对区书说：“你大概事先没到卫生院去挂号吧？”
区书笑着说：“不，我去请了个假期的假！”
我们一同大笑着。区书又一本正经地说：“不要笑，这是家庭纪律！”他脱下鞋袜，那鞋像个泥浆罐子似的，看样儿得有一二十斤重，鞋子一接近炉火，鞋底就发出吱吱的怪叫声来，喷出一缕缕的蒸气。他像是欣赏着那些泥浆，很愉快地说：
“雪真美呀！走到路上，密密层层的大雪包着你，团团急转。你简直觉得是掉在风雪的旋涡里了，永远泅不出去了。”
明远准备让区书抽查这个社。他翻开笔记本，等待区书发问。
区书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却说道：“这儿的牲口饲养室修补得不错，不透风，暖和；再冷的天，也过得去。”
明远听到区书少有的夸奖，便谨慎地问道：“你看了？饲养员还没睡吗？”
区书说：“那儿人还不少，你们这里散了会，有些人又跑到那里去了。”
我说：“原来你先去摸了一下‘底’，才上这儿来的呀！”00
他笑着说：“习惯了，听见那里有人，就进去和他们随便谈了谈。”接着，他转向明远说：“新建社验收得怎样？”
明远说：“快验完了。今冬建的社，一般的质量要比去年建的社好些。区书，你看还要注意哪些问题？”
区书没正面回答杨明远的问题，却沉思地说：“问题是下一步和下几步怎么做，要早些考虑好。社会主义来得这么快，咱们的感觉动作也得快也得灵敏，稍一迟钝，就要落后。”停了停，他声调固执地说：“要思考在前，动作在前，要走在前面！”
一句很平常的话，立刻在杨明远身上产生了影响，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严区书用拳头托着下颌，眯着眼睛，火炉里的火光映红了他的沉静自若的面孔。他说：“群众情绪很高，合作化的步子很快，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可是，其中有个把人，只顾见人就道喜，忘记走路了，像喝醉酒似的，绕着桌子转呀笑呀的。”他又抬起头来望着明远说：“咱们万不能坐下来喝酒，咱要赶路！”
这时，大门响了，区书侧耳听了一听，急忙提起湿气腾腾的鞋袜穿在脚上。
进屋来的是社主任王槐旺和生产委员王振家。槐旺披件棉袍，一只手里拿着一个烤焦了的黑馍吃着，大模大样地说：“看见你的手电光，我却把你当作吆雁的了。哈哈……来吧，区书，吃馍！”区书说：“不。”振家嚷道：“哈哈，你这家伙，只拿一个馍，自己倒咬了一半，还让区书吃呢！”槐旺说：“谁像你，客出了村，才说饭做好了。”说着，他从棉袍下伸出另一只手，手里端着一碟油辣子、几双筷子，又从怀里掏出四五个烤馒头放在桌上，对振家说：“哎，伙计，把你的也拿出来吧。”振家瞪着眼说道：“你不问我老婆愿意不愿意，就死乞白赖地把我从被窝里拖出来，我衣服都没扣就跟你来了。不信你们看——”他拉着衣襟，挺着胸脯，果然，满胸膛的疙瘩肉都露在外面。明远揭穿他道：“一年四季，啥时候见你扣过胸前的扣子啊？”全屋人都笑起来。振家天真地笑道：“这也是一种习惯哪！”
区书拉槐旺和振家他们坐下后，从自己的大衣里拿出笔记本来。明远以为区书要开始抽查了，便准备汇报。区书说：“你已经验收过就行了，按照你的意见去做就是。我来，是要和你们研究生产问题的。”
后来我才知道，县委会也在追赶时间，原定要开两天的县委会，一天就开完了，一直开到晚上九点钟。散会后，严区书满可以住在县上不回来，可是他在那里不安心；合作社的许多事情吸引着他，县委会的决议燃烧着他，许多同志除夕之夜仍在农村里继续工作的情景召唤着他，他便给自己的妻子做了点“说服”工作，冒着大雪回到乡村来了。未离县以前，他就给副区书打电话，商量好召开全区干部会议的事情。他自己则直接到乡，先找了个老社，然后又跑到这个新社来。他来的目的，是要掌握新社和老社生产计划的情况，特别是干部思想，给明天的会议做一点准备工作。
社主任王槐旺报告完了以后，明远又作了补充。区书一直靠着墙，一只脚蹬着炉台，不时地记录一点什么要紧的东西。他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生产指标上，每项农作物的产量指标和具体措施，报告者都得重复报告好几遍。
明远合起笔记本，等候区书发表意见。好大一阵儿工夫，区书都没吭声，他弯腰伏在膝上，无目的地将炉里的一块炭火拨过来拨过去。什么思想正在他的脑海深处打转儿呢？最后，他直起身来，袖着手，背靠着墙，仿佛怕惊吓了什么人似的，声音低沉地说：“咱们常喊‘积极办社，大搞生产’，合作化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群众中迸发出一股巨大的生产热情，我们要抓住它。”
明远点点头。
区书接着问道：“你们乡已经合作化了，对这么多的社，支部今后怎样去领导呢？”
明远想了想，答道：“要抓生产。”
区书摇摇头。明远眼瞪得多大，望着区书。严区书说道：“首先还是要抓好农业社的政治工作。”他详细地分析了农业合作社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和今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和做好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然后，才又转到生产上，讲党支部要认真领导好生产。
区书望着明远问道：“可是怎样抓呢？”
明远没回答。
“抓就要抓计划，抓指标。哪个社计划订得不好，支部就不批准；订好了，就严格检查执行的情况。”
振家插言说：“这话对，乡上确实要多来检查，哪个社完不成，他得说出个道理来才行。”
“那也不行！”区书说，“完不成计划，说啥也不行！”他望着振家抿着嘴笑着，那笑容表示说：“完不成任务的人，往往会造出一大堆‘道理’来的。”
振家会意地憨笑着。槐旺附在振家的耳朵上偷偷地说：“咱们的计划订低啦。”振家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区书说：“把你们的计划研究研究，加点夜工行不行？”
振家意气昂扬地说：“行，怎不行！走社会（主义）去呀，不熬几十个透夜还能走到吗？”这里的农民，把走向社会主义叫作“走社会”，词句虽不完整，他们那态度那声调却表示了一种坚强的英雄气概。
大风继续呼啸着，雪花不时偷偷地从门缝里钻了进来。
桌子中间摆一份生产计划书，三个人围着桌子。王槐旺跟王振家对面坐着，杨明远半依着桌子角儿坐在炕边。槐旺识几个字，手里拿着笔，满手都沾上了墨水。他们掐指头，拨算盘，商量一阵，争辩一阵，那份计划书被涂改得墨迹斑斑了。
区书一直是靠炉边坐着，听着他们的争论，沉思着。他有个习惯，爱听干部争论。他不时走在争辩者的背后，欣赏着争辩者的紧张热烈的面孔，有时简直入了迷，不自觉地眉飞色舞，张着嘴，痴呆呆地望着，像戏台下入迷的观众似的。只在紧要的时候才插话，画龙点睛地，使争论者从争执的热雾中清亮起来。他很巧妙地使用他的精力。他只在头一个项目上用了极大的力量，头一个项目解决了以后，他就撒开手了。他悄悄地对我说：“你只要打个头通鼓，后边的戏怎样唱，他们全是好把式。群众里，能人多，生、旦、净、末，哪一门也有很多专家。”
头一个项目是小麦产量。槐旺和振家争执得煞搁不下。槐旺的意见是平均亩产三百六十斤；振家说槐旺是“胡抡”哩，他肯定地说：“二百九就算到顶了。”他的理由有两条：一来，咱这儿土质差，靠河滩，沙地多；二来，难免群众通不过，订也是白订。振家半辈子做的都是小庄稼，他家地少人多，种一亩就要顶一亩，拿不稳的事，他是从来不干的。他朴实厚道，很固执，他心里有个老主意：“说出不算，做出来再看。”因此，他虽然觉得别人说的也在理，他却一口咬定“二百九”不放。
槐旺生气地说：“这家伙，一口咬住个屎橛子，你拿上个油饼去换也换不下来。”
振家很诚恳地说：“咱对党对社员都要负责任，说一句要顶一句，不能落个‘空空脑壳’的绰号。”
槐旺说：“谁向党说空空话啦？”
振家急忙辩解说：“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咱要订得合适。哪怕，哎，咱把三百六搁在肚里，咱加油干嘛。哎，或许咱还能奔到三百九哩，这不更好？”
明远说：“你这样想，就错得深了，实际上是不要计划的思想。”
槐旺也说：“你计划一天到西安，你就会赶到西安；你要是说走着再看，哎，不到临潼你就下了店了。”
振家承认支书和槐旺批评得对，可是对三百六的指标嘛，总觉得有点那个。——他笑着，抓抓脑袋，转过头来说：“严区书，你看呢？”
区书一直不发言的目的，是要从他们的争论中摸清干部的思想底细。现在，要他出面解决问题了。他挤到桌前说：“有的说高，有的说低，到底你们各人的依据是什么呢？这方面虽也谈了，但谈得不够。特别是谈眼前条件谈得多，谈今后条件谈得少。”接着他问振家道：“就谈肥料吧，振家，你先说说，今冬明春你们给麦田能上多少浮肥？”
振家说了个大概的数字。区书让他仔细说说：全社今冬能换的旧墙有多少？有几个“风屎堆”能筛出多少车炭灰？水壕、涝池能挖出多少肥土？明春准备施用多少化肥？……振家经这一问，眼瞪起来了。他急忙抓耳朵，扳指头，嘴里咕咕哝哝地说：南院老汉九堵旧墙，我九叔十堵……
明远对着我的耳朵说：“许多脱产干部，就怕区书的这个问法。”
区书向振家说：“你别扳指头了，你的指头不够用。你听我说，看说对说不对？”于是他一宗一项地说了个具体而详细的数字。
振家半信半疑地说：“不会吧，区书！我在这个村住了四十几年啦。你来的回数总有限。再怎么说……”
槐旺笑着说道：“怪你今晚睡得太早。区书一来，就在饲养室和一些人算了一个细账，咱村的情况，全都在区书肚里装着啦。”
振家如梦初醒地把身子向后一仰，敬佩而抱歉地说：“嗐！区书，我的工作没你细！”
区书接着又讲了这个社其他方面的增产条件，他特别强调了使用新农具和新技术的问题。最后，他蛮有把握地以商量的口气问道：“你们看，订四百二十斤低不低？”
振家急忙问道：“丰产田？”
“不，平均亩产。”
大家都有些惊讶，振家更是不住地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他说：“刚解决了个三百六，又出来个四百二。啊呀，我的天！”
区书望着振家，笑着告诉他：“不要着急，再根据刚才所说的增产条件算个细账看看吧！”
于是，三个人又围着桌子，从各方面一点一滴地算起增产细账来。振家挽起袖子，他的算盘确实不高明，手慢慢拨着算珠，别人都替他着急，他却不慌不忙。
区书又在炉边烤火，听他们算完了，便问道：“振家，多少了？报一下！”
大家一齐说：“四百一！”
区书问振家：“对不对？”
振家瞪着眼说：“大概对！”
区书看振家还有怀疑，便说：“再算一遍！”
三个人又从头算了一遍，振家累得鼻子上渗出细细的汗珠。区书又问道：“多少？”
振家傻笑着说：“还是四百一。我亲手算的，没错！”接着他把脑袋一拍大声说：“区书，我通了，四百二没问题！”他把“没问题”三个字说得又坚决又干脆。
严区书却反而说道：“还差十斤哩！”
振家不以为然地说：“没问题。咱是啥人，咱是‘走社会’的人，只要狠一下心，把脑筋多发动一下，方方窍窍多寻些，十斤粮食不算啥！”
区书说：“对对对，我赞成这说法。”他望着明远说：“人不同了，今后，做计划，做工作，时刻要记着这一点。”
头一个项目计划订完以后，区书轻松地说：“后边的戏完全要你们自己来唱了。”他便和我谈起了今天县委会开会的情形。
其他几个人越研究兴趣越高。棉花，谷子，油料……一项一项都修改过了。最后槐旺和振家向支书说：“我们明天要在社员大会上通过一条：向全乡合作社挑战。”
雄鸡唱起第三支歌曲，振家站在门口，高兴地喊道：“好美的雪呀！下吧，下吧，下够三天才好！”
区书坐在灯下，写完了摘记，又一条条校阅了一遍。他的白眼珠红了，眼圈儿黑了，眼皮沉重了。我们劝他早点休息，他抱歉地说：“对对对，我把你们的瞌睡全打搅了。”说罢，伸伸懒腰，预备上炕，可是他坐在炕边儿上迟迟没有脱掉鞋子，又合着眼想着什么了。几分钟后，他又走到门口，望了望天空，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说：“我得走！我得早走一步，留下来会误事的。”
我们怎么留他也留不住，振家向他高声吵闹也不济事。最后，振家提出一个条件，要伴送他回去，他也只好接受了。
大风依然未减它的威风，仿佛要扫掉一切村落，把大地永远变成一个雪的世界似的。我们送区书到村外，茫茫的大雪立刻把他们吞没了。风里传来振家粗哑的声音：
“回区呢，还是回县？”
“回区！”区书的声音。
“你爱人在区上吗？”
“在县上！”
“过年不放假吗？怎么不接来呀？”
“明天去……”区书的声音湮没在大风里了。
四下里，风声一片；划破风声的，是陇海铁路上远远传来的火车汽笛的长鸣。
我们回到屋子里，王槐旺抱着一卷花布被子跑来问道：“严区书呢？”
明远告诉他说：“在路上。”
门又开了，进来两个壮实的农民，像两株雪山上的青桐树似的。他们是邻村的农民通信员，连夜传送一封信，信是由区委会发出的，信上写着，“元旦日上午九时，在区委会召开乡支书、各社生产委员和青年突击队长的联席会议。”
明远看完通知，匆匆披上大衣说：“我也走了，得找文书，立刻给各社传达这个通知。”
我看看表，时针已近五点。黎明临近了，一九五六年的第一个黎明临近了。风雪继续吼着，这时候，多少人冒着风雪，在乡村的道路上，迎接这个伟大的黎明啊！
1956年1月20日夜
风雪之夜
春夜
大木匠
新结识的伙伴
沙滩上
描写农村新生活，塑造农民新人物——王汶石的农村题材小说读后/白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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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印象深的有两篇作品，一是话剧剧本《胆剑篇》，令我们激动了好久，谈论了好久：一是王汶石的短篇小说《沙滩上》，三个人几乎是接力式地迫不及待地阅读了，相约着走出学校后门和后门外的操场，翻过灞河长堤和柳树林带。在灞河水边的沙滩上围坐下来，讨论起《沙滩上》来了。这样的讨论连续有三四次，都是在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里进行的，每一次都持续到熄灯就寝的钟点。处于艺术创造鼎盛期的王汶石，大约不会料想得到，在星光朦胧的灞河滩上，三个读高中的农家学生正在热烈而动情地谈论着他的名字和他刚刚出台的人物——大年和囤儿的方方面面，正在把他营造的这幢瑰丽的艺术建筑拆卸开来，窥看一柱一梁以及其中的窍卯……多年以后，当我每见到他的时候，阅读和讨论《沙滩上》的这一幕就首先浮现出来。”
——陈忠实《为了十九岁的崇拜——追忆尊师王汶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