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
孙大眼儿，就是因为眼睛太大而得此雅号。我们喊着喊着，几乎都没人叫他的大名儿了。
大眼儿家和我家住一个单元，他家在一楼，我家在三楼。大眼儿他们家生了三个光葫芦，他排行老三。他父母都是从四川迁过来的。他爸是我爸他们车间的工人，我爸是车间的书记兼主任。
大眼儿比我高两级，个子不高，心眼不少。这小子打小就不学好，长了一肚子坏水儿，我们几个比他小的邻居孩子没少被他坑过。
20世纪70年代，电影除了《地雷战》、《地道战》，就是八个样板戏。孩子们课余就喜欢学里面的人物。
一天下午，大眼儿把我们几个小喽哕唤到他家，他出主意让大家来一段《智取威虎山》，我们小哥儿几个一听来了精神，很是踊跃。大眼儿扮三爷座山雕，让我们几个傻小子演匪徒八大金刚。主要的台词就是那么几句：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一问一答挺热闹，手里端的是纸叠的盒子炮，腰里还别着木头攮子。高潮是给三爷拜寿。大眼儿在此处做了特殊编排：每个金刚挨个双膝跪地，双手过头，再弯腰磕头，三爷坐在特意垫高的椅子上，跷着二郎腿儿，捋着假胡子，每个金刚口呼三爷，他就高声答应：“哎——！”好像就是刚好轮到我正给他磕头喊爷呢，我妈下班，推自行车从他家门口路过。我妈怒气冲冲，先是一脚踢到我屁股上，命我马上滚回家去，然后又指着大眼儿的鼻子一顿臭骂，大意是你妈了个脚的小兔崽子，给谁当爷呢？大家立时作了鸟兽散。
还有一回，我尝了大眼儿家腌的糖蒜，觉得世上竟然有这么美味的东西，一高兴就同意跟大眼儿做了笔交易，用我妈中午才蒸好的一篮子馒头，跟大眼儿换了几头糖蒜。我妈下班回家，先是熬好了稀饭，一撩开橱柜的布帘儿傻了眼：中午蒸好的馒头跑哪儿去了？我满脸欣喜地端着一碗糖蒜，说我拿馒头跟孙大眼儿换了糖蒜，好吃得很呢。我妈一手端着糖蒜一手拽着我冲下楼。大眼儿一家正围坐在桌子旁吃饭，馒头已经全部被吃掉了。两家大人吵了起来，他爸还振振有词：“这是两相情愿的事儿嘛！”我妈也不是好欺负的，话也变得难听，大意是小孩不懂事，难不成大人也跟着不懂事！回家我挨了顿饱打，晚饭吃的啥已经记不得了，不知道我妈当时咋解决的难题。
我爸那会儿经常在昆仑厂位于渭南的农场里头劳作，十天半个月的不回家。我妈那个时候身体不好，因为严重的皮肤病，时不时在医学院的附属二院住院。我们姐弟仨就自顾自地活着。
我爸从农村抱来一只芦花公鸡，那些日子公鸡就由我们姐弟仨照看着。平常把公鸡关在厕所里。公鸡前后吃了大概有一小瓦缸的苞谷豆，身材高大壮硕。每天下午，我们都给它的脚脖子上绑一条长长的细绳，牵着它下楼放风，逮虫子吃。一天下午，我们真是光顾着玩儿，玩得忘了鸡。等回家想起鸡不见了，赶忙下楼四处去寻。楼前楼后，甚至跑到西光小树林儿也看不到鸡的身影。天黑了，楼道里传出谁家做肉的香味儿。好心的邻居提醒我们，楼侧面的垃圾堆有一堆鸡毛。我们姐弟仨赶紧跑去看，好像是我们家鸡的花色。从一楼窗外经过，正是大眼儿家飘出了炖肉的香味儿。
我妈不知道此事。我爸回来听说，也只是摇摇头，多少年后还感慨，那只芦花鸡，吃了整整一缸的苞谷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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