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Jose。
写是这样写的，在菲律宾，发音和英语一样，念作胡塞，在阿拉伯文里，就变得和西班牙文一样，叫作何塞。在葡萄牙文中，仍是同样的几个字母，但读作约瑟。在这里，在科威特，这些名字都与我无关。在这儿，我叫伊萨！
怎么会这样呢？不是我取的名字，我自然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全世界已经接受了我有各种不同名字的事实！
我在那儿的时候，母亲不愿意叫我“伊萨”，这个名字是我在这儿出生时，父亲给取的。虽然，母亲信仰基督教，阿拉伯语中“伊萨”就是“耶稣”，但在菲律宾语中，它表示数词“一”，试想，当别人叫我的时候，他们叫的不是名字，而是一个数字，那该有多好笑啊！
母亲给我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菲律宾民族英雄何塞·黎刹，他曾是一位医生和小说家，若没有他，菲律宾人民不会愤然起义，赶走西班牙殖民者，尽管这场革命是在他被处决后才爆发的。
叫胡塞、何塞也好，约瑟、伊萨也罢，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谈论这些不同的名字或者名字的由来，因为我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不同的名字本身，而是它们背后的故事。
我在那儿长大，那时，邻居们还有其他认识我的人，并不用任何一个我所知道的名字来称呼我。他们从没有听说过科威特这个国家，只管我叫Arabo，即“阿拉伯人”，其实除了胡子长得快以外，我并没有什么地方像阿拉伯人。但在菲律宾人心目中，阿拉伯人普遍都是毛茸茸的，残酷的，而且一定长有胡子，不管什么形状，不管长短如何，这是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刻板印象。
可是，在这儿，我丢掉的第一件东西就是Arabo这个绰号，还有其他名字和绰号，后来，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绰号——“菲律宾人”!
如果我在那儿是“菲律宾人”，在这儿是Arabo，该多好啊！要是“如果”这个词能改变什么，或者如果……但是，现在没必要纠结这些“如果”。
在菲律宾，我并不是唯一一个生父是科威特人的孩子，菲律宾有许多孩子，他们的母亲是菲律宾人，父亲是科威特人或其他海湾国家、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人。这些孩子的母亲要么曾经在你们家里当女佣，要么和那些从你们国家来菲律宾寻欢作乐的男人厮混在一起，这些男人用最低廉的价钱便可享受她们那已被饥饿折磨不堪的肉体。有些人做下流之事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有些人出于贫穷，做下流肮脏之事仅为了填饱肚子！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行为的后果便是失去父亲的孩子。
在那儿，年轻的女人大多被男人视为纸巾。陌生男人用她们擤完鼻涕之后，随手扔在地上，走了。然后，从这些纸巾上就长出了一些生父不详的孩子。有时，我们可以从某些孩子的外貌看出他们的父亲是谁，有些孩子也并不羞于承认他们不知道父亲是谁。而我与这些生父不详的孩子不一样，因为我的父亲曾对母亲许下承诺，他会接我回到我本应该生活的地方，回到他的出生地，他所属的国家，也是我所属的国家，像那些与父亲同国籍的其他人一样，幸福平安地度过一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的母亲放弃了学业，离开了家人，来到这儿一户人家家里工作，这户人家的女主人后来成了我的奶奶。外公、刚为人母的姨妈、舅舅、舅妈以及他俩的三个孩子，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把希望全都寄托在母亲约瑟芬身上，希望她能保证他们的生活，只要能活下去就行，不一定要体面。
母亲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女佣。”她曾是一个有梦想的女孩。希望完成学业后做一份体面的工作。她与她的家人完全不同。当她的姐姐梦想买新鞋和新裙子的时候，母亲只想要书，自己买或是向班里的同学借。她说：“我读过很多小说，有虚构的也有真实的。我喜欢灰姑娘和《悲惨世界》里的女主角柯赛特，后来我也像她们一样，成了一名女佣，但与她们不同的是，我没有一个幸福的结局。”
母亲被迫离开她的祖国、家人、朋友去国外工作，尽管这对于一个二十岁的女孩来说非常艰难，但若与年长她三岁的姐姐阿伊达相比，算是幸福多了。当全家食不果腹，外婆身患重病，外公将钱财全部挥霍用于斗鸡赌博而债台高筑的时候，他们把当时年仅十七岁的大女儿阿伊达强行交给了一位掮客，他为阿伊达提供去当地舞厅和酒吧工作的机会，但前提条件是在每天工作结束后阿伊达必须用钱和身体犒劳他。
“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和目的的。”母亲经常这样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除了贫穷，我再也找不出其他原因。
阿伊达慢慢地攀上了事业顶峰，她的灵魂却随之堕落至深渊。起初，她是酒吧里的服务员，在那里，酒鬼醉汉色迷迷地盯着她，对她说一些污言秽语。后来，她去了夜总会，被一具具汗津津的躯体磨蹭，被一双双肮脏的手揉搓，再后来，她成了裸体俱乐部的舞娘，那一双双饥渴的眼睛恨不能将她吞噬。这样，直到最后她拥有了夜间娱乐世界里的最高地位。
“她们会下地狱吗？”有一天，我问母亲那些妓女的命运会怎样，太阳刚下山，她们就悄悄来到街上，像海蟹般，潮水一退去，它们就爬上海滩。太阳重新升起，阳光涤荡了夜晚的罪恶，潮水再涨，吞没了海蟹，夷平了退潮时它们留在海滩上的巢穴。“我不知道，但她们肯定会把那些男人带入地狱吧。”母亲不确定地说。
那时候，任何一个男人，只要能够支付掮客规定的价钱，年轻的阿伊达就会把身子献给他。对外国男人有专门的定价，比当地穷人享受的低廉价格要高出许多。同样，价格也因时间、地点而不同。每一小时有它的价格，一整夜也有它的价格，在俱乐部后房里服务有它的价格，在酒店提供服务价格另算。
阿伊达变成了一件商品，就像任何一件可以用钱买到的东西。大多数情况下，她都很廉价，她的标价也因她提供的服务类型而不同。她默默地、悲伤地工作，憎恨男人和他们的金钱。真正令人痛心的并不是一个人的廉价，而是作为一个人，竟被明码标价！
阿伊达成了全家的收入来源，她每天黎明时分回家，手提包里装着她患病的母亲与赌徒父亲渴望的东西。有时候，阿伊达迟迟未归，我的母亲非常担心她的姐姐，外婆和外公却很乐观，在他们眼中，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阿伊达很可能是同她的某位顾客去酒店过夜了，再则，住得起酒店的大多是外国人，对他们的要价就更高了，他会让阿伊达的手提包鼓起来的。有时候，阿伊达回来，嘴唇肿了，鼻子出血了，或是下巴上有一块淤青，外婆和外公不会注意到这些，他们从来不看阿伊达的脸，他们的视线不会超过她腰部，也就是手提包所在的位置，他们只关心客人在欲望得到满足后扔给阿伊达的钱，根本不在乎伤害他们女儿的各种变态行为。
阿伊达在这个世界中堕落。她嗜酒，吸食大麻。对她而言，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接受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是有意义的。她多次怀孕，但每次都未能持久，她讨厌孩子，为了不让她丢掉工作，外公外婆也会对她施加压力，每次得知自己怀孕后，她就立刻去堕胎。就这样，直到她二十三岁那年怀上了梅拉莱，她意识到这是她辞掉工作的唯一借口，除了她的妹妹也就是我的母亲知道这个秘密，她向全家人隐瞒了怀孕的消息。
阿伊达被辞退了，当堕胎已再无可能的时候，阿伊达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了外公外婆，并告诉他们，她永远不会再回去工作了。没有了阿伊达的收入，外婆的治疗中止了，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外公像从前一样，重新回到斗鸡赌博中去了。
我们家在失去一位成员时，迎来了一位新成员。梅拉莱第一次呼吸的时候，我的外婆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梅拉莱长得与众不同。她拥有菲律宾人的某些相貌特征，但同时，她也有白里透红的皮肤，棕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和高挺的鼻子。
那时，我的母亲已年满二十岁，阿伊达失业在家抚养幼女，外公家中唯一的儿子彼德鲁在外找工作，从不关心他的父亲和两个姐姐的事，如此一来，在外公眼中，母亲就成了继阿伊达之后家里最理想的投资对象，可以靠她来维持全家生计。压榨约瑟芬的时刻终于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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