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城》：
2．自杀契约
我个人相信2009年在西亭确有一份自杀契约。当然我也还能想到，这种离奇想法也可能是源于自身受到了身边发生的事太深的刺激。
在2009年，那位女副校长并不是西亭最后一个自杀者，只是其他“践约者”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被广泛关注。不算我道听途说的自杀事件，光在我的熟人圈子里，就另有三人用这种方式离世。
一位是我曾经的同事的老公。同事是数学老师，她老公是另一所学校的体育老师。我对她老公印象比较深，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俩在一起时，我曾好笑地感到这对夫妻恰好应该对调专业才符合各自的形象气质。我同事的老公是在离家出走两周后，被发现吊死在北城河畔的一片树林里。
另一位和我岳父母住同一个小区，一个三十多岁的银行女职员，我之前去岳父母家时曾多次见她在小区里遛狗——她养了两条雄赳赳气昂昂的大狗。她被发现在家里用煤气自尽。据我岳父母在小区里听到的说法，她的自杀和她养的两条公狗有关。
这两位都是普通人，他们的自杀远没有官员自杀引人瞩目。虽然那位银行女职员被传死因离奇，但在这个见怪不怪的世道里，仅以“离奇”已不足以积攒人气。
我不知道自杀者对“身后名”是怎么想的？自杀者对自己的自杀行为给活人的影响有何期待？自杀者想以死向谁表达什么吗？
我无法访问死者，只能采信自杀者生前的有关言论。上文提到的古贺春江生前常说：“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这话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这至少是这位画家生前对生与死、对生活与艺术的看法。他这么说，并身体力行，是有所表达的，他应该是希望世人看到他的死。
我就想，不论是谁自杀，至少不应该因为他是普通人而不被看到。普通人活得窝囊，同样是自杀，也不值一提吗？鉴于此，我在《忧郁城》此处记下上述两人的死。当然，《忧郁城》主讲的故事并不是关于他们的。
另一位没有引起关注的自杀者是一位女官员。这似乎很意外，其实是因为除了极个别几个人，没有人清楚她是自杀。官方公布的死因是心肌梗死，真实死因是服用过量安眠药。
从隐瞒真相的需要说，所幸我是第一个知情者。当时我在她的住处看到的情况是，大白天（上午十一点左右）她人在床上，已没有脉搏和呼吸。床头柜上有一个水杯和一只装安眠药的空药瓶，瓶口开着，盖子在旁边。也许她是故意将水杯和药瓶这么摆着，让我明白她的死。
她最后留在床头柜上的物件（除了水杯和药瓶，还有一个她生前从不摘下的和田玉手镯），以及横陈床上的尸体，这似乎就是古贺春江所说的那种“至高无上的艺术”。
按常情，那一刻我面临两种选择：转身走人或立刻拨打110、120。我的确这么想过，但我做出的是另一项富有“政治头脑”的决定。
我从她包里那本“黑簿子”（内部通讯录）中找到她的“老板”的手机号码。此后的一切便皆由“老板”亲自处理。对真实死因的知晓被严格控制在最小的范围里，只通知了她的女儿和前夫，以及卫生局局长和中心医院院长。后者到场填写了她的最后一份病历并开具了死亡证明。对她已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也没告知。也没让公安局局长介入。
“老板”以此提醒我们严守秘密：他在区委常委会议上也将按既定口径通报。
的确，在西亭，各级、各类会议都早已无秘密可言，一些在大会上正在“酝酿”的事项，其结果几年前就已广为人知。我曾在一个会上听一位领导对这种现象的逻辑解读道：“这正说明民心所向。”
“老板”甚至没有叫他的“大秘”来处理此事。
她的前夫最怕她自杀，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人都会、永远都会认为他是罪魁祸首。
自他们的婚姻出现裂痕到办理离婚手续，他们经历了一个马拉松式的漫长过程。表面看是她的前夫不同意离婚，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是她似乎有决心以死离开这个家，也不愿活着去过另一种生活。在离婚这件事像一个皮球在她和前夫之间抛过去、弹回来的过程中，他们俩从未分居过，甚至在家里也没有分房、分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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