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叙述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与苏联女专家卡杰琳娜·斯密尔诺娃相爱、分离、重逢的故事。一九五五年，我到纺织厂担任共青团委书记，苏联列宁格勒红十月纺织厂对口援华，派来了女专家卡杰琳娜·斯密尔诺娃担任我厂的副总工艺师。直到一九九一，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时代的歌声，歌声是对历史的重温，对记忆的珍重，是爱情与人生的交响乐。

《喀秋莎》是我的少年，是我的早恋，是我的十二岁。解放前我就会唱这首歌了，我喜欢这个歌的歌词第一段的最后一句：“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有一个歌不曾怎么流行，它唱道：

我们大家，都是熔铁匠。

锻炼着幸福的钥匙，

让我们举起，高高地举起，

打呀打呀打……

它和“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和《华沙工人歌》一样，是我的少共青春，是我的加入地下党，是我的十四岁。

有一支歌叫作什么来着？它唱：“联队最光荣，骑马越过草原，越过了森林还有山和谷，”它唱：“联队最光荣，你呀你该骄矜，”最后归结为：“我们的将军，就是伏罗希洛夫，从前的工人，今天做委员。”我唱着这个歌迎接了新中国的成立。

而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爱唱的苏联歌曲是：“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此外应该提到《太阳落山》：“太阳落在山的后面，在河滩上升起薄雾炊烟……”它是我的十六岁。

我还要特别提到那些歌唱斯大林的歌：“阳光普照美丽的祖国原野”“在高高的山上有雄鹰在飞翔”“我们辽阔的大地日新月异，更充满了自由美丽……”这是我结结实实的大革其命的青年时代的证明，是我的共青团干部生涯的标志，是我政治上自以为优越于许多人的证明，唱这些歌的时候我周身温热，自以为是在拯救全世界，创造全世界。对了，那时我走向十八岁。

在我十九岁的时候国家宣布进入了“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我开始热衷于体味生活的美好，它的代表歌曲是诗剧《卓娅》的主题歌：《蓝色的星》。事后再想，这个歌过于软绵绵了。

二十一岁的时候我爱唱《小路》和几首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人演唱的歌。一个是《快乐的风》：“唱个歌儿给我听吧，快乐的风啊……”请想想，哪里还有这样美好的歌诗，连风都是快乐的。再一个歌是：“我的歌声飞过海洋，爱人呀别悲伤，国家派我们到海外，要掀起惊天风浪。”第二段是：“不怕狂风不怕巨浪……因为我们船上有个/年轻勇敢的船长。”

不是百无聊赖，不是花花草草，不是摇臀摆腰，哪个二十一岁的青年人唱过这样好的歌？

《纺织姑娘》是我的二十二岁，是我的爱情与人生交响乐的第一乐章，是我的生命的第一个大潮涨满。是我从金色的幻梦进入人生的开始。

与别人不同，《莫斯科近郊的傍晚》确实曾经给我带来傍晚的情绪。那时还有费奥多洛娃五姐妹的访华，她们的代表唱是《田野静悄悄》，还有《山楂树》。这些歌似乎都是表达黄昏情绪的。

到了六十年代，我的青年时代与苏联歌曲的流行一同结束。

包括苏联国歌，我也很喜欢，尽管在所谓《萧斯塔柯维奇回忆录》里它被嘲笑了一个溜够。歌中唱道：

俄罗斯联合各自由盟员共和国，

结成永远不可摧毁的联盟。

呵，我们的祖国，

呵，她的光荣永无疆，

各民族友爱的团结坚强……

我要为我所喜爱的苏联歌曲修建一座纪念牌牌是谦虚，而并非碑的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