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澜梦：一个家族跨越六百年的洪水记忆》：
我——
爹病倒在床上，我却还在堤上。
不是我不去陪伴服侍老人，而是洪水无情，一个劲地上涨，枝洲大堤接二连三地报警，眼看就要突破1954年的最高水位。市政府在枝洲设立前线指挥部，市长亲自担任指挥长，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市、县机关干部调来了，武警部队来了，全洲有三万多人日夜坚守在堤上。
枝洲是长江中游最大的江心岛。很久很久以前，一支衣衫破烂的队伍，筚路蓝缕，从荆山、南漳一带出发，顺沮漳河而行，艰难地来到沮漳河与长江会合处。长江中央有许多沙洲，枝洲最大。陆续到来的人择高处而居，繁衍生息。到宋代，枝洲“其上宽广，土沃人丰，陂泽所产，足穰俭岁”，已有“桑田甘果，映江依洲”气象。枝洲就像一个大葫芦浮在江水中央，年成好时这个大葫芦就是一颗金疙瘩，光闪闪地引来淘金者无数。一遇洪水便沉入水中，成了水葫芦。洲上居民四处逃生，流浪四乡，拖棍讨米。“江心有枝洲，十年九不收，收了金子环子（穿金戴银），淹了棍子篮子（拖棍讨米）。”这首民谣是枝洲真实写照。
明代枝洲筑起第一道江堤。有堤防比不设防的光景好多了，但还是不过两三年就要破一次堤。“三年不破堤，便是大财喜”，枝洲人嘚瑟得可以上天。一出洲便自称是“枝洲大相爷”，不知是何来由称自己是“大相爷”，料想是戏文上听来的。“大相爷胆子大，喝酒吃肉不问价”，江南江北饭店酒馆把枝洲人奉为财神。一旦破堤，大相爷立马打回原形，数万生灵几无藏身之地，江南江北到处都是枝洲的讨米佬。
这故事从明初到民国，上演了几百年。
新中国成立后，枝洲对江堤进行了大规模维修，防洪标准有所提高。1954年为保荆江大堤和大武汉，枝洲掘堤分洪。此后，枝洲年年修堤，百里长堤像一个孱弱的病人站立起来，渐渐康复，威武一些了。年年防汛，岁岁抢险，惊心动魄，险象环生，枝洲大堤在狂风巨浪中顽强拼搏，创造了近半个世纪大堤不破的奇迹。。
今年，1998年。进入七月，长江洪峰接踵而至，一个比一个凶猛。河水比堤内高出五六米，像一把利剑悬在枝洲十万父老乡亲头顶上，包括我的爹妈。
到枝洲抗洪的那天，我才晓得爹的老毛病犯了，躺在床上上气不接下气。我要送爹到县医院，躺在床上的爹发烦了，说：“我一时死不了，村里小黄医生来看过，说给我输几瓶液就好了。你是来抗洪的，不要再跑回来，好好把堤守住，等水退了再送我到县城看病。”我爹一辈子不知参加过多少次防汛，知道防汛的规矩。
这几天，老码头上的水位标尺像一支插在热水锅里的大温度计，水位不断地往上冲，洪水无情地吞下那些令人胆战的数字。
生死关头，任何人都得坚守岗位！
我爹——
我这辈子死过两次。
第一次是抗战时期。那时我在通讯班当译电员，部队刚刚转移到临时住所，还来不及架线，日军战机就来了，炸弹在我们身边爆炸，我以为这回是死定了。没想到被人从土堆里刨出来后，很快就醒过来了，只受了轻伤。可是我们通讯班里死了一个人，重伤两个人。那时我才晓得死亡离我这么近。
第二次是1954．年。那年发大水，听说要分洪，我划船把水生他娘送到江南老城娘家，回来时遇到大风浪把小木船打翻了。我不知漂了多远，好在挂到了一棵树上，被人救起来，才捡回了一条命。
唉，现在日子好了，人又老了，还病了。不争气的身子偏偏在这个时候犯病。这次可要顶住，不能让儿子分心，他是来抗洪的。
我——
枝洲又要分洪了！
这个消息像一条毒蛇在江堤上游动。毒蛇游到哪里，哪里就充满恐瞑。分洪，枝洲瞬间就会沉入江底。金葫芦完了，家完了，地完了，辛苦一年的收成完了，辛苦一辈子的房子完了，所有的一切都完了！
干部按照上级指示，在高音喇叭里、在手持话筒里喊着同一句话：“决不信谣，人在堤在！”
我也在堤上奔跑喊叫。喊叫声被风声浪声卷走了，大堤上的人们想得最多的是家，是家里的老人、家里的老婆、家里的孩子、树上的梨子、田里的桃子（棉桃）、圈里的猪子。一样都不能丢，一样都不能少啊！
我一边喊，一边想着我爹。要是真的分洪了，我那年老多病的爹怎么办？怎么办？
分洪，对枝洲人来说就是灭顶之灾。1954年，枝洲下了两个月的雨，洲内一片汪洋。我爹划船送妈到南边外婆家，船到南河江心，风大浪急，几个颠簸，妈受不了了，在妈肚子里的我也受不了了，急着要出来，妈就在船上把我生下来。爹使劲地划船，船一靠岸就背起妈、抱着我往外婆家里跑。到了外婆家，爹把我和妈安顿上了床便瘫倒在地上，好大一会儿才起来。外婆给我起了个小名叫分洪，后来爹给我起了个学名叫水生。那次爹把我们送到后，连夜赶回家收拾东西，遇到大风浪差点丢了性命。
这是我妈告诉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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