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美国作家。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拉辛，在蒙特利尔度过童年。一九二四年，举家迁至美国芝加哥。一九三三年，考入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转入西北大学，于一九三七年毕业，并获得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同年，赴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后长期在大学执教。
　　出版于一九五三年的《奥吉·马奇历险记》使贝娄一举成名，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其后，他陆续出版《雨王亨德森》（1959）、《赫索格》（196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洪堡的礼物）（1975）、《院长的十二月》（1982）等。这些作品反映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从侧面揭示了美国当代“丰裕社会”的精神危机。此外，贝娄还出版过诸多中短篇小说集、剧本，以及游记。
　　在其创作生涯中，贝娄集学者与作家于一身，他在创作上继承了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某些传统，并采用了现代主义的一些观念和手法，极富创造性地塑造一些充满矛盾和欲望的反英雄。他曾获得三次美国国家图书奖，一次普利策奖。一九六八年，法国政府授予他“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一九七六年，由于作品“融合了对人的理解和对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贝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晃来晃去的人》讲述的不是城市中一个人的故事，它是关于一间房间里的一个心灵的故事。

——菲利普·罗斯，《重读索尔·贝娄》

在成长于战争和大萧条时期的整整一代人心目中，这是*诚实的证词之一。

——埃德蒙•威尔逊

文学史上有些名家的第一部长篇，如霍桑的《范肖》，亨利·詹姆斯的《守卫》，除了大学图书馆还有收藏外，几乎完全被人遗忘，而贝娄的《晃来晃去的人》则常印不衰，一直是人们研究的对象。

——译者蒲隆

1942年12月15日

从前，人们习惯于经常表白自己，对记录他们的内心活动并不感到羞愧。而今，记日记被认为是一种自我放纵、软弱无能、低级趣味的表现。因为这是一个崇尚硬汉精神的时代。今天，运动员、硬汉子的一套法则——我相信，这是从英国绅士那里继承来的一种美国遗产——空前盛行。这是一种拼命精神、苦行主义、严酷作风的混合物，追根溯源，来自亚历山大大帝。你有感情吗？表达感情有正确与错误的不同方式。你有内心生活吗？这于别人毫不相干。你有激情吗？扼制下去吧！在某种程度上，人人都遵循这套法则。它倒允许一种有限的坦白，一种守口如瓶的直率。但对于真正的坦白，它还是有抑制作用的。最严肃的事与硬汉们无缘。他们不懂得反省，因此碰到一些敌手，如不能像打猎那样凭武力制胜，他们便穷于应付了。

如果你有了困难，那就不声不响地进行斗争，这是他们的戒律之一。见鬼去吧！我要诉说我的困难，如果像湿婆神有很多手臂那样，我有许多嘴，滔滔不绝地讲，还是不能畅所欲言，为自己讨回公道。眼下，我心灰意懒，很有必要记点日记——也就是说，把要说的话讲给自己听——我毫不感到有放纵之嫌。硬汉对自己的沉默另有补偿，他们开飞机、斗牛、抓鱼，而我却几乎足不出户。

在一个几乎终生居住的城市里，你不可能永远孤独。可是，实际上我恰恰是个例外。我一天在斗室里枯坐十个小时。就这种住宅而言，这间屋子还算不错，虽然有那些公寓惯有的骚扰：烹饪的味道啦，蟑螂啦，怪癖的邻居啦，但多年以来我已对此习以为常了。

我的新书源源不断。我老婆经常带来些书，指望我去阅读。我也希望我能阅读。过去，我们自己有一套房子，我常常读书。我老买新书，不可否认，买得快，读得慢。可是只要它们把我团团围住，就像有一种广阔生活的保证人站在身旁。这种生活比我天天迫不得已过的那种生活宝贵得多，必要得多。如果不可能永远维持这种高尚的生活，哪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留点痕迹也行。即便这种生活变得很不牢靠，我还能看得见、摸得着它的标记。现在，既然我有闲暇，我本该投身于我曾经开始了的研究中去，但我却发现自己无法读书。书吸引不住我了。读上两三页，有时甚至两三段，就再也看不下去了。

我辞去美洲旅游局的工作，应招参军，将近七个月了。我还在等待。这好像是一种繁文缛节，一种尽打官腔的官僚主义喜剧。起初，我把这种看法藏在心里。今年五月，我被送回家，因为我的材料还未准备就绪。刚一开始，好像是假日来临，又像是暂缓处刑。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八个年头，但我仍然是一个加拿大人，一个不列颠臣民。虽然是个友邦的侨民，但未经调查，我还是不能入伍。我等了五个星期，于是要求美洲旅游局的马伦德先生暂时恢复我的工作。可是他说，现在生意萧条，连供职多年的特拉格先生和比绍普先生都不得不暂时解雇，因此实在无法帮我的忙。九月底，来信通知我：调查完毕，同意征收，可是按照规定，我又被领去第二次验血。一个月后，接到通知，说我被编入一等待招兵，叫我做好准备。我还得等待，最后，十一月到了，我开始打听，据说，按有关已婚男子的新条款，我的入伍被推迟。我要求改编，理由是人家不允许我参加工作。经过三个星期的周旋，我被转编为三等待招兵。可是，我还未来得及行动（确切地讲，有一个星期），又被叫去重新验血（每次验血有效期仅六十天）。这样，我又被打发回来。肯定，这种倒霉事还没完。还会再拖三四个月。

在此期间，我老婆艾娃一直供养着我。她声称，这不算什么负担，还劝我借此机会好生自由自在几天，读读书，痛痛快快地玩一玩，要不，一参军就玩不成了。大约一年前，我雄心勃勃地开始写几篇文章，主要是传记性的，论述启蒙时代的哲学家。《狄德罗传》尚未完稿，就撂笔了。当时不甚明显地认为，一旦我开始晃来晃去，我就要继续写下去。艾娃不想叫我搞什么工作。因为作为一个一等待招兵，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艾娃是个沉静的女子。她很矜持。我们彼此已经不再推心置腹了。事实上，有很多事，我都得瞒着她。我们有朋友，可是却不再来往。几个住在本市，但相距甚远；有一些住在华盛顿，另一些在陆军服役；还有一个在国外。我同芝加哥的朋友们越来越疏远，我并不渴望见到他们。或许，我们的一些分歧可以消除。但是在我看来，维系我们关系的主要纽带已经断裂，况且我也不急于修复它。因此我非常孤独。我兀自坐在房间里，期待着一日之内微小的转变：女佣敲门，邮差露面，广播节目，以及某种思想的确实可靠、循环反复的骚扰。

我曾想去工作，可是我又不愿承认我不会享用我的自由，而且我也不愿承认由于我没有生活来源非得靠奴颜婢膝去工作不可——一句话，我没有骨气。上次改编时，我曾打算参加海军，可是对一个外国人来讲，先入伍似乎是唯一的渠道。无可奈何，只有等待，或者晃来晃去。这越来越使人意气消沉。显而易见，我在一天天堕落下去。我在贮存无穷的烦恼、满腔的怨恨。它就像各种酸一样腐蚀着我慷慨善良的天赋。七个月拖延只不过是我烦恼的一个根源。有时，我把它看做一幅背景，我靠在上面晃荡。事情还远远不止于此。恐怕在我能适当估计出此事对我的损害之前，我将会一蹶不振。

重读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

译序

晃来晃去的人

索尔·贝娄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