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以后，不但创作灵感没有枯竭，反而佳作不断，在82岁高龄写出了这部高质量的作品，显示了他旺盛的创作力。晚年的贝娄在思想上更为深邃，在《真情》中，他从个人回忆出发到社会批判，最后到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循序渐进，层层深入，试图揭示出对人的本质的深刻理解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
要看出人们认为他们在做点儿什么，这是相当容易的；凭常识判断出他们实际上在忙点儿什么，这也并不难。诡计、欺骗、个人的敲诈勒索、识别出罪犯狡猾转变的真假，通常保存着的这全套手段，几乎也不值得去细细查看。自从我上次对《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和它曾经新颖的幕后情况颇感兴趣以来，好多年已经过去了。一不小心说漏了嘴，就会使你重返那个调皮捣乱的本我，这一点并不需要再加以证明。我同意弗洛伊德是世界上有过的最具有独创性的人之一，但是他的学说体系对于我，就和培利c的表一样，毫无用 处——这是对全人类打的一个比喻，开头先上好发条，接着就滴答滴答地走上亿万年。只要有一件事可以料想，有人（就这一事例而言，是一位十八世纪的美国牧师），肯定就会去设想。
为人所知，从来不是我的一种特殊欲望。我还觉得，一个敏锐的观察人，不难看透我这个人。遇到有人问起时，我总说我住在芝加哥，已经退休了，不过我从不乐意细说我的职业。倒不是有多少事情要隐瞒。可是我身上有点儿什么暗示，是有什么要隐瞒。我的外貌像一个中国人。朝鲜战争后，我奉派到一所特殊学校里去读汉语。也许，我的费解的技艺，通过一个秘密启发的过程，使我脸上有了一种东亚人的神情。小学里的孩子们从来不管我叫“中国佬”——他们本会这么叫我的，因为我属于一个含糊不明的类别，是一个局外人，是一个孤儿。不过这也会使人产生误会。我的父母全都活着。我被送进了一所孤儿院，因为我母亲关节有毛病，这使她从一家疗养院住到另一家，主要是在国外。我父亲是一个单纯朴实的木匠。住院的费用全都是我母亲娘家人付的，因为我的舅舅们都是发达的香肠制造商，负担得起她在巴特瑙海姆或是阿肯色州的霍特斯普林斯的医疗费用。
我在学校内被认为是孤儿院来的一个孩子。我也没有机会说明我的特殊情况；这种情况中的所有独特之处全都渗入了我面貌的结构里——一个圆脑袋，头发蓄得像孤儿院所容许的那么长，一双圆鼓鼓的黑眼睛，一张大嘴，加上一个相当厚实的嘴唇。就暗藏着的傅满楚式的容貌而言，是一些绝妙的器官。
一个人返回自我的道路，就是从精神放逐中归来，因为这正是一篇个人历史所相当的——放逐。我不容自己过分利用我的中国式嘴唇。我似乎做出了决定，认为忙于自己的形象，调整它，修订它，篡改它，全是浪费时间。在回顾我所作的选择的日子里，我相信自己会——只是会——实现转入另一种文明。中国人在中国绝不会注意我，而在我自己的国家里，模模糊糊地显得像中国人，并不足以防止被人发现……我的意思大概是说暴露出来。
但是我在远东只待了五年，其中最后两年是在缅甸度过的。我在那儿作了一些重要的商业联系，发现自己沉浸在另一种文明中时，我多少有一种天赋，善于把商业交易组合起来。通过这次缅甸之行（它有一个危地马拉分号），他们为我提供了一笔终身收入；我回到了芝加哥，因为我感情的根在这儿。
我放弃了当一个中国人。当然，有些西方人士宁愿当东方人。过去有特雷弗—罗珀那么出色地描绘的那位著名的北京英国隐士；还有孙中山雇用了当他保镖的那个蒙特利尔恶棍双枪科恩，他似乎始终就不想再回到加拿大去。
很快就会看到，我有充分的理由要重新在芝加哥定居下来。我本可以上别的地方去——上巴尔的摩或波士顿——不过各个城市之间的差异，多少只是表面经过掩饰的同一情况。在芝加哥，我有些尚未结束的感情事务。在波士顿或巴尔的摩，我仍旧会天天经常想到同一个女人——想到我会对她说点儿什么，她会怎样回答我。“恋爱对象”，如同精神病学中管她们这样叫着，并不是时常碰上或容易摆脱的。“距离”实际上是一种形式。思想其实并不在意它。
重读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
真情
索尔·贝娄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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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是贝娄迄今为止的所有作品的一种成熟升华：这是一颗闪烁着微光的宝石，浓缩了他过去五十年创作的小说的主题和思想。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