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方言还是渐渐消逝着。小汽车爱称“小笛笛”、摩托车俗称“嘟嘟车”、收音机别称“话匣子”等等，均已退出我们耳际，听不到了。天津方言“宝贝儿”也几乎变成美国电影台词“甜心”了。几十年前，男孩子不义气被说成“奸”，女孩子事儿多被说成“刺儿”，小孩儿之间斗嘴所说的“气斗斗”，统统成为绝响。更为久远的天津方言里，譬如将钱包儿说成“靴掖子”，将汽油说成“革司林”，将醋说成“忌讳”，将抹布说成“带手”，将发薪说成“关饷”，则鲜为人知了。
老天津人称母亲为娘，说大街的街字是上口的，属于古韵。“你径直走就到和平路了”，这“径直”无疑出自明清话本。从某种意义说，方言的消逝说明着生活的进步。譬如“饽饽”，如今孩子们从小吃惯了果酱面包，当然不识这种吃食了。再譬如，水缸彻底退出市民生活，水筲便成为古董；银行信用卡自然代替了老太太箱子底的“折子”。手表不金贵了，“大三针儿”这词儿也就没了；缝纫机当年被称为“车子”，如今没人说了；而安装在自行车后轮旁的“磨电滚儿”更无处可寻了。这就是社会变迁造成方言词语的消亡。
天津人说普通话，必须克服“齿音字”。然而并不是所有天津人说话都有齿音字。生长于旧租界的天津人说话，就跟老城里不尽相同。河北席厂跟红桥西于庄，他们说话又有着各自的语音，只有我这样的纯粹的天津人能够从中听出细微差异。有一次我“打的”跟司机聊了几句，我说“您是老丁字沽人吧？”对方极其惊诧。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平区学生说普通话的已经比较多了。其中又各有特色。天津一中由于是男校，它的普通话阳气十足，一听就知道是“男一中”的。十六中是男女合校，它的普通话就比较中性。至于女四中南开女中什么的，则显得柔美。当然，居住在黄家花园一带的人们历史上有“黄牙现象”，那完全是水质问题。水的含氟量与普通话毫无关系。
天津人讲普通话，语音不纯是问题之一。其次便是词语。天津人讲普通话是不可以将天津词语夹杂其间的。譬如将“昨天”说成“夜儿隔”就是广为人知的笑话。还有“介词问题”没有引起我们更大注意。譬如天津河东有些人往往将“我在这里上班”说成“我其这里上班”。这种介词结构一旦进入普通话，天津味道就太浓烈了。
一九九七年我客居北京，有一天在崇文门乘108路无轨电车，遇到一位操着一口纯正天津话的老太太，大声问这趟车去不去西直门，然后便理直气壮地上了车。老太太的天津口音在充满京韵京腔的北京大街上，颇有异峰突起之感。我问她老人家来北京这么多年怎么没改口音呢？她颇为霸气地反问，天津人改吗口音？天津人不用改口音。她老人家的意思我听明白了，在她印象里天津是大地方，大地方人到哪儿也不用改口音。
我终于明白了，天津人说普通话，主要在于语气。天津人的语气，就其“四声”而言是很特别的。我以为，语气这东西发自丹田，与精气神儿不无关系，不能言传而只能神会。北京的皇城文化与天津大码头的三教九流气息，这无疑是两地之间的最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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