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要”：<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研究》：
《商君书》的价值观与其权变的历史观、自利的人性论是一致的，这一切都服务于其政治目的——富国强兵，也就是说富国强兵的目的是其非人文的价值观形成的必要条件。通过对《商君书》产生之前以及其时社会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考察，我们知道《商君书》的价值观是对春秋时期贵族价值观以及儒家学说的反动，是在先秦反对严刑峻法的人道主义传统思想的氛围中产生的，是适应战国形势的能够迅速致使国家富强的具有暂时性的“救世”之论①。当时列国对秩序问题的关注以及“救世”之情的高涨，推动着社会价值观朝向非人文化方向发展，而儒家的迂阔、道家的返朴归真以及墨家的不合时宜也助长着法家学说的得势，这种政治与思想形势也反过来说明了儒家在战国中晚期的现实困境。
以上所论与《商君书》非人文价值观的特征与由来有关，就《商君书》非人文价值观的内容而言，我们可以从六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就《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的哲学基础而言，《商君书》所显露的权变的历史观与自利的人性论已经隐藏着非人文价值观的潜在因素，其明确表达的反智论更是对非人文价值观的直接回应。
第二，就《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的政治原则而言，《商君书》所注重的重刑的、不受君主私意干扰的法治是机械的法治观，是为其富国强兵目的服务的，其对信的重视也只是让人民对政府信任，从而使法令政策能够及时实施②；但缺乏对人民之间相互信任重要性的阐释，其对权的强调虽带有君主是一公共职位的观念，但这权也只是用来增强统治者威信以实现国治的目的，其中并无对权的其他用途的说明。
第三，就《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的目标与政策而言，非人文的价值观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富强的国家战略只具备功利的世俗目的，只是为了国家能够在现实的竞争性的环境中能够保持存在，并不考虑国家文化的繁荣昌盛和思想的创造发展，更不考虑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道德素质的提升；耕战的基本国策是实施富强战略的必要环节，国家通过对富贵爵禄荣誉的控制以及赏罚的严格实施，来促使人民忙于耕战而不顾对知识的学习和道德的培养。
第四，就《商君书》国家政权建设思想而言，国家政权建设只是为了国家能够更好地贯彻其意志，为了国家能够很好地聚集各种资源来进行战争，即便通过国家政权建设来实施教育，这种教育也只是实施关于法令的教育而不涉及其他①。
第五，就《商君书》国家控制社会思想而言，其非人文的价值观就更为明显了，物质利益控制、意识形态控制和暴力强制控制都是国家控制社会并从中汲取资源以谋求国富兵强的手段，其中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意识形态控制方面，《商君书》不承认礼乐仁廉孝悌的价值，认为它们对国家的治安没有益处，反而只会带来淫佚奸乱②；认为通过统一教育，就可使人民闻战相贺，进而达到以教止教的效果③。
第六，总体而言，《商君书》的国家建设思想，要放在“周文之弊”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在周王失政、诸侯力争的格局之下，“周文”已不能起到稳定天下秩序和诸侯国内秩序的作用，弊端日益呈现，“皆务为治者”的诸子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周文之弊”的共同问题，只是开出的药方各有不同。法家以“法”去除“周文之弊”，基本上颠覆了“周文”的价值体系，塑造了非人文的价值体系，并尝试建立新型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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